原文载于《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

　　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

　　孙 乐 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机器大生产理论，后者的形成不仅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对于他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学科视域中，这一理论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此，本文就从文本解读出发，详细分析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力图从中引出这一理论在不同时期所引发的哲学效应，以期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思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

　　在马克思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斯密、李嘉图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但拜比吉、尤尔、波佩、贝克曼等人的影响更不容忽视。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后一条线索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此，笔者主要以拜比吉和尤尔为例，详细分析他们对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影响，并以此来揭示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过程。

　　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斯密对分工有着独特的认识。然而，由于特定的时代限制，他的分工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工。马克思后来指出，实际上存在两种分工：一是社会分工，一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前者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共有的，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而斯密却完全忽视了二者的差异，将它们混淆了起来，没有真正厘清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历史地位。其次，如马克思所说，斯密没有明确区分工具和机器的差异，认为机器只起附属作用，无法撼动分工的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04页)再次，由于斯密始终坚信分工的优先地位，导致他始终认为，机器的普及不会导致工人的失业，而会使他们普遍受益。最后，由于斯密是从分工出发来理解生产力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以他虽然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阶级，但他并没有从中引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走向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与斯密不同，李嘉图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时期，这使后者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者的理论局限性。首先，李嘉图将机器从斯密的分工逻辑中解放出来，凸显了机器生产的重要性，并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1821)中，专门增加了一章论述机器的功能和作用。其次，在机器和失业问题上，李嘉图一开始并没有识破斯密的错误之处，而是将其作为既有的结论接受了下来。但在巴顿的影响之下，李嘉图改变了昔日的看法，认为机器生产不仅不会使工人受益，而且还会排挤工人，造成过剩人口。(《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332页)马克思后来对这一观点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李嘉图向前发展的唯一的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2册，第658页)。再次，李嘉图站在机器生产的高度之上，看到了斯密阶级理论的错误之处，第一次从经济学上揭示了三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将斯密的交往关系推进到对抗性的生产关系的层次。不过，由于时代限制，李嘉图并没有触及到机器大生产的核心问题。

　　这一点在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中，得到了有效弥补。总体来看，这一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明确区分了机器和工具的差异。拜比吉指出：“当每一种操作已被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联合就构成了机器。”(Babbage, p.136)这一定义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毕竟提供了一种将机器和工具区分开来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详细研究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问题。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要依据人的技能而进行，因此它的操作原理是劳动适应人，而不是相反。这一思想为马克思后来准确定位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三，揭示了机器对工人的影响。李嘉图只是从收入入手分析了机器对工人的影响，而拜比吉则从生产过程入手，深刻分析了机器生产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然而，拜比吉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他指出：“工具通常比机器简单，前者一般都是由人手来推动的，而机器通常是由动物或蒸汽力来推动的。”(ibid, pp.10-11)以此来看，拜比吉实际上是根据动力的差异来区分二者的：由人手推动的是工具，而由动物或自然力推动的则是机器。这一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对其做出了尖锐批评。其次，拜比吉虽然看到了机器工厂的出现，但他并没有真正揭示后者的运转机制，而是回到斯密的立场之上，用分工来解释机器工厂，显然犯了本质错误。马克思后来指出：“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05页)。这一评价一针见血地切中了拜比吉的软肋。以此来看，拜比吉并没有真正摆脱斯密的分工逻辑，也没有甄别出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厂的本质差别，更没有准确定位机器大工业的经济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最后，拜比吉虽然看到了机器对工人的排挤作用，但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又提出了所谓的补偿理论，即机器虽然会排挤工人，但它同时也会再次吸收这些工人。这与李嘉图的“过剩人口”理论以及后来尤尔的分析存在重要差异。

　　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英国“工厂哲学家”尤尔。马克思指出：“尤尔……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并且准确地表述了自动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之间的差别和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第526页)。具体而言，尤尔《工厂哲学》(1835)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第一次揭示了工厂(manufacture)概念的现代含义。虽然拜比吉也使用了manufacture这一范畴，但他只是从工场手工业来理解它的;而尤尔则克服了这一缺陷，将其界定为与自动化机器体系相适应的特定形式，揭示了这一范畴的现代意义。(Ure, p.1)第二，尤尔明确界定了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本质差异。如果说拜比吉是沿着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工业的，那么，尤尔则摒弃了这一思路，对斯密的分工逻辑做出了明确界定，从根本上将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界划为两个本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而将由分工推动的生产力形式与由自动化机器体系所推动的生产力形式清晰地界划开来。(ibid, pp.19-20)第三，尤尔揭示了现代工厂的运作机制。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是分工居于主导，劳动要适应人的不同才能;在这里，人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被消除。相反，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器体系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分工;在这里，人的才能和技术水平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完全屈从于机器，沦为后者的附属物，全面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也基于此，尤尔将自动机器体系比作为新时代的“专制君主”，而将工人称为它的“臣民”。(ibid, p.18)最后，尤尔指出，机器发展的一般趋势必然是要排挤工人，甚至是取消人的劳动。与拜比吉的补偿理论相比，尤尔的这一观点更加切中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本质，对后来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尤尔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厂制度辩护的。他之所以关注机器大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机器大生产不仅是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是有效克制工人反抗，维护资本统治的一种有力武器。其次，这一政治立场决定了，尤尔在论述机器大生产时，眼睛只会盯着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维度，没有看到机器大生产的关系维度，更没有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区分开来，陷入到技术决定论的漩涡之中。最后，尤尔将机器视为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源泉，甚至认为未来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完全不需要工人，建构了一个全面自动化生产的梦幻王国，彻底阉割了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抹杀了工人在财富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斯密、李嘉图、拜比吉和尤尔等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他们对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的理解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马克思建立自己的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理论的过程中，他们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他们思想的吸收和消化又是不同的，从而引发了不同的哲学效应。

　　二

　　早在1845年写的《评李斯特》和《布鲁塞尔笔记》(7-8月)中，马克思就关注到了拜比吉的和尤尔的著作。然而，此时马克思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二者的哲学意义。这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虽然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在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的问题上，他还没有达到拜比吉的水平，更不要说尤尔了，而是基本停留于斯密的逻辑之中。

　　首先，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像斯密一样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分工。当他从分工出发来解释人类历史上四种不同的所有制时，恰恰中了斯密的圈套，将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完全混淆了起来，陷入“泛分工论”的窠臼之中。其次，虽然此时马克思已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早期工场手工业、17-18世纪末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但在整体思路上，马克思并没有超越斯密的分工逻辑，而是像拜比吉一样用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3页)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仍像拜比吉一样用分工来解释大工业，没有真正厘清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本质差异，在本质上仍是斯密逻辑的延续。再次，由于此时马克思是从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生产力和所有制发展的，这注定了他必然无法透视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对立关系，而只能以分工的意愿性与否来区分两种不同的交往形式：自愿分工形成的交往形式和非自愿分工形成的交往形式。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被诠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是被解释为生产力与坏的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切中历史发展的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的。

　　到了《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上述问题上实现了一定的发展。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在以往的解释中，我们往往将其归咎于李嘉图的影响。但现在来看，这一解释是不完整的。李嘉图的确在马克思实现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在分工和机器大生产问题上对马克思的影响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如上所述，李嘉图并没有真正触及到机器大生产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并不能过分抬高李嘉图对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影响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拜比吉和尤尔的作用更胜一筹。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已经吸收了拜比吉和尤尔的思想。也是在他们的综合影响之下，马克思在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理论上实现了重要推进：

　　首先，此时马克思已经克服了斯密的缺陷，将两种不同的分工区分了开来，实现了对分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19页)这清楚地表明，此时马克思已经将社会分工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清晰地界划开来。其次，在拜比吉的影响下，马克思清晰界定了机器和工具的差别。在蒲鲁东看来，分工是劳动的分化，而机器则是对分工的否定，是劳动的重新统一。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引用了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对其展开了尖锐批判，认为蒲鲁东将机器视为“使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65页)再次，在尤尔的影响下，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现代工厂分工之间的差别。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是根据工人的专业技能，使劳动适应工人;而“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了专业的性质”(同上，第169页)，是工人去适应不需要专业技巧的简单操作，二者在本质上存在重要差异。第四，此时马克思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从分工出发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力图从生产过程入手来寻求答案，进而实现了从交往关系向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在此影响之下，马克思克服了前期从物质形式来理解资本的缺陷，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了开来。(同上，第161页)这种关系维度的凸显，为马克思后来建立科学的固定资本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最后，马克思肯定了尤尔和李嘉图的观点，批判了拜比吉的补偿理论，为后来建立科学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此时马克思的认识还存在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虽然此时他肯定了拜比吉和尤尔的贡献，但是他并没有能力理解二者的本质差异，更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克服乃至超越二者的局限：首先，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拜比吉机器定义的缺陷，后者仅仅依据动力的性质来区分机器和工具，将使用人力的称为工具，而使用动物或自然力的称为机器。这一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真正克服这一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第451-452页)其次，马克思仍然将分工视为自动工厂的核心构件，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尤尔已经清楚地指出，机器大生产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分工和各种专业化的否定之上的，在这里，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机器体系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分工。此时马克思虽然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现代工厂分工的差异，但他并没有认识到用分工——不论何种意义上的分工——来概述“现代工厂”或“自动工厂”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一点到了《共产党宣言》中依然没有改变。这表明，此时他并没有真正摆脱拜比吉的影响，更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再次，虽然此时马克思已经从生产关系入手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由于他对机器大工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因此，他还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引发了的哲学效应，也没有能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涵，更不要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了，最终只能转向主体向度，求救于由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95页)所引发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都是在后面的研究中逐步解决的。

　　三

　　在1850-1853年间，马克思写下了24册的《伦敦笔记》，在第XV笔记中，马克思又详细摘录了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经过这次研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拜比吉和尤尔的理论差异，并从根本上超越了他们。这一点在其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实现了从劳动商品到劳动力的转变，建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准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涵。站在这样一个全新的高度之上，马克思全面克服了拜比吉和尤尔的理论缺陷，建立了自己的机器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首先，尤尔虽然看到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的差别，但他的切入视角只是生产力，因而在认识视角上基本停留于物质层面，忽视了机器大生产背后的关系维度。而此时马克思已经突破了这种视野的缺陷，开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来认识二者的差异了。“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88页)它们不仅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存在重要差异，而且催生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也存在本质区别。其次，马克思准确揭示了科学在机器大生产中的作用。在大工业时代，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已不再取决分工，“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0页)在这里，科学和社会智力已被吸纳为资本的固有属性，成为后者剥削、压榨工人的有力武器。因此，此时真正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已经不再是劳动，而是吸收科学、智力和知识体系的固定资本。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固定资本和一般智力理论，为后来的生命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再次，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全面考察了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对工人的影响，同时又客观评价了它对工人解放的历史意义，建立了科学的自由时间理论。

　　不过，笔者想强调的是，与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相比，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实现对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此时马克思虽然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但不得不说，这一理论还是不完善的。此时他只解决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难题，还没有解决第二个难题，换言之，此时他还无法科学解释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其次，虽然此时马克思建立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但在二者的区分标准上还是不科学的。内田弘教授指出，此时马克思是根据“劳动手段的机械化、固定资本的发展和机器使用”(内田弘，第248页)来区分二者的。我以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此时马克思实际上是站在机器大生产的视角上来定义相对剩余价值的。这就必然会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他必然会将工场手工业视为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没有认识到工场手工业的真实本性。他指出：“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一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仍然比较少……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90-591页)机器大生产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而工场手工业只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应的生产形式，这一定位显然是不科学的。第二，他必然无法建立科学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理论。马克思后来指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在这里，资本只是在形式上指挥劳动，它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更没有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实际从属则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在这里，资本已经渗透到整个劳动过程之中，使劳动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按照这一界定，可以推论出，在此时马克思的视域中，工场手工业实际上只处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阶段，因此是不可能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而这与他前面的指认存在明显矛盾。第三，此时马克思只指认了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两种形式，还没有清晰界定“协作”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此时马克思尚未建立彻底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

　　而这些问题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得到真正解决。第一，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从机器大生产的视角来区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而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及其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来区分二者。一旦站在这一视角上，马克思必然能够看到“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8卷，第38页)都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资本的发展形式”(同上)，进而建立了彻底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第二，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建立了彻底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第三，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详细研究了科学技术和机器本身的发展史，全面揭示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历程，建立了科学的工艺学理论。而所有这些都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科学的机器大生产理论，马克思是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更不要说彻底成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追问一个重要问题，即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或者说，这一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莱尔因指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动力的解释上存在一个重要矛盾，即“两种公式之间的对立：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公式’，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二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观公式’，侧重于阶级斗争。”(莱尔因，第24页)我以为，莱尔因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矛盾，而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能否形成科学的机器大生产理论，恰是实现这一深化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86页)在分工中，虽然单个工人和总体工人完全屈从于资本的统治，沦为资本增殖的附属物，但从物质形式来看，它毕竟表现为工人运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工人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消除，而是“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91页)贯穿于整个劳动过程。然而，在机器大生产中，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出现了重大“分离”，在这里，工人不仅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且在一般劳动过程中也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同上)。以此来看，由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所引出的剥削形式和哲学效应是不同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分工的层次上，必然会从由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化这一主体视角展开批判;而一旦站在机器大生产的维度之上，前一思路就自然会丧失既有的合法性。这恰恰是马克思前后两个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同的重要原因。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虽然已实现了理论逻辑的重大转变，但在机器大工业的理解上，他并没有克服拜比吉用分工来诠释机器大生产的逻辑缺陷，这一点甚至到了《共产党宣言》中也没有改变。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他必然无法站在机器大工业的高度之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不可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当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自然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机理之中，最终只能走向由分工所引发的主体效应。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由于分工，工人的自身力量即生产力转化为一种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物的力量;有个性的个人被转化为一种偶然存在的个人;而作为工人自主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则转化为一种摧残生命的奴役劳动。那么，如何消除这些“异化”现象呢?“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8-119页)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消灭分工的最终途径。同样，在《哲学的贫困》中，虽然马克思将理论思路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但由于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哲学效应，因而还无法从客体维度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依据，最终走向了以财富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阶级斗争线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此时马克思之所以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主体线索，是与他对机器大生产的片面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此时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还不足以支撑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而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已实现了重大突破。此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消灭了分工，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工人的解放，而是催生了一种更加稳定的统治形式。这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引出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完善的，必须要站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生产形式即机器大工业的高度之上，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看到，机器大生产已经从社会形式和物质形式上消除了工人的主体地位，因此，如果再像前期那样单纯从主体维度来引出无产阶级革命，在逻辑上已经站不住脚了。只有将其深入到机器大生产的内部形式之中，通过对其内在矛盾的客观解剖，才有可能为无阶级革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同上，第470-471页)换言之，只有将阶级斗争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之上，阶级斗争理论才具有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后期，马克思已经不再像前期那样，将自己的重心放在由分工和主体维度所引发的阶级斗争之上了，而是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剖析。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实现了自己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全面深化了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

　　以此来看，前期的“主观公式”与后期的“客观公式”决不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而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的结果。当莱尔因仅仅依据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将其判定为一种矛盾的时候，恰恰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莱尔因，1991年：《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97年，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73年、1979年，1985年，1995年、1998年、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1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内田弘，2011年：《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Babbage, C. , 2009,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e, A. , 1835,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Charles Knight.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