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目前很多研究认为，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上的严重分歧导致双方之间互不信任，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双方陷入一种“安全困境”的局面。①不少中日关系研究学者都将“安全困境”作为立论的逻辑起点，进而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向持悲观态度。有学者指出，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中日关系可能由“政冷经热”恶化到“政冷经冷”局面，②甚至引发中日之间的严重冲突。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被过分夸大。首先，对于“安全困境”这个概念，目前的研究普遍存在着过度扩大外延的情况。从这个概念的定义来看，主要是从传统安全的角度———即从军事层面进行的讨论，但实际上中日之间目前的问题还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其次，从军事层面的物质力量和双方对于军事使用的意图来看，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并没有当前渲染的这么严重。同时，由于两国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的作用，大大减轻了双方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因此，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事实。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学界普遍流行的这个观点进行修正。
一、“中日安全困境”？一个过分解读的现实
１安全困境的基本定义
“安全困境”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根据约翰·赫兹在其１９５０年经典论文中的定义，“安全困境”是
指“在无政府社会中，某一特定集团或个人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安全问题。为了防止其他集团或个人攻击自己，这些集团或个人往往会采取争夺权力的方式以避免其他行为体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其他行为体会感觉到更不安全，常常也会让这些行为体采取最坏的打算。最终的结果是，各方陷入寻求安全和权力争夺的恶性循环”。①在１９７８年另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文中，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缓解安全困境的两种可能方式：即将进攻型武器和防御型武器、进攻性意图和防御性意图显著的区分开来，或是使防御比进攻更占优势。②决定一个国家到底采纳防御政策还是进攻政策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技术和地理条件。其中，海洋、大河和山脉充当了与缓冲区与非军事区等类似的角色；而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并不占据进攻优势，因为核武器主要起到的是一种威慑作用。③
之后各位学者对于“安全困境”这一经典概念的研究大致都沿用了赫兹和同时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Ｈｅｒｂｅｒｔ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的定义，④以及杰维斯区分的防御型／进攻型武器和进攻性／防御性意图展开的。由于“安全困境”主要讨论的是军事因素，同时，对于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冲突进行研究的成果已经非常多，因此，本文主要从军事层面———即物质上的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手段的意图两个方面入手，对于中日两国“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
手，对于中日两国“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
２“中日安全困境”的物质力量对比
“安全困境”的出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两国间军备竞赛的发生，具体到中日关系中，我们可以分析两国最近一段时间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双方是否因为感受到了来自
对方的威胁，进而引发了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两国之间敌意的螺旋式上升等问题。在本文中主要采取的指标有军费开支、常规军队数量以及实战经验等几个方面。
（１）军费开支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ＳＩＰＲＩ）的统计，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间中日两国军费开支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①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由于依然处于冷战结束前后、世界发展趋势不明朗的大背景中，中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２．５％左右的水平。之后，由于当时的中国高层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因此自中共十四大召开后的次年、也就是从１９９３年起，中国开始逐步降低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之后这个比例大致稳定在２．０％左右的水平，１９９７年中国的军费开支所占比重曾达到历史最低值１．６％。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军费开支有所增加，但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之间，中国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２．０％ －２．２％的水平。而从日本方面来看，由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１．０％的水平线上。
长期以来，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远低于日本，直到２００４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军费开支才首次超过日本，并开始对日本保持优势。但实际上，中日两国军费开支对比
出现逆转、并逐步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同一时期，日本经济一直相对萎靡，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较为缓慢，甚至
是连续出现经济负增长，这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军费在绝对量上的增长。此外，中国军费开支出现大幅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最近几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这进一
步增强了中国军费开支增速过快的假象，但如果按照人民币计价，中国的军费开支实际上大体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
从军费绝对量的比较来看，尽管从２００４年起，中国的军费开支超过日本，两国之间的军费开支差距呈现出逐步拉大的趋势，按照ＳＩＰＲＩ的估计，２０１３年中日两国的军费分别为１８８４亿美元和４８６亿美元，中国的军费开支几乎已经是日本军费开支的四倍。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日本人口的１１倍，因此，中国的人均军费开支仍远低于日本。而按照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８０８２．３亿元人民币，约合１３２０亿美元，①两国之间的军费差距并不悬殊。此外，即便是中国新增的军费，也主要用于武器的升级换代、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推进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化人才以及改善基层官兵待遇等方面。此外，中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最低的一个，根据ＳＩＰＲ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俄、英、法在２０１３年的军费开支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分别为３．８％、４．１％、２．３％和２．２％，而中国当年数据仅为２．０％。②日本２０１４年财政年的军费开支达到４．８８兆日元（约合２８１４亿人民币），与２０１３年同比增长了２．８％。③与中国２０１４年国防开支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２．２％相比，这种增加的幅度仍属于正常增长的范畴。由于《和平宪法》的规定，日本军费开支长期维持在１％左右，仅仅维持在最低自卫的水平。
（２）常规军队
一般来说，除了军事开支以外，衡量一个国家军事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常规军队的规模以及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而造成两个国家安全困境急剧恶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些指标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迅速的增加趋势。只有在常规军队规模迅速扩大以及进攻性武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才可能判定，双方感受到了对方的敌意，因此将对方当作假想敌，力争通过增强自身军事力量的方式以应对来自对手的敌意。
尽管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常规军队数量已经不如冷兵器时代那么重要，但是，维持一定规模的军队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在面临外部入侵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特别是在与对方武器装备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常规军队的数量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中日两国主要采取的是防御性军事政策，因此在军事人员规模方面都坚持了“适度”原则。
在经过建国后多次裁军后，目前中国的总军力约为２３０万。根据２０１３年４月最新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陆军数量约为８５万人，海军２３．５万人，空军３９．８万人，其余为第二炮兵、武警和民兵组织。在中日政治关系急剧恶化的这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常规军队规模没有扩大，反而在２００５年时由２５０万度裁减２０万达到现有规模。日本自卫队的数量长期控制在２５万人以内，这样的军事规模显然无法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造成实质性打击。日本维持小规模的军事力量，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约束以外，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安全上的保障，日本完全可以利用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获得在安全上的庇护。此外，日本的岛国特征也为本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安全屏障。
（３）实战能力
实战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军事力量最为直接的标准。实战能力作为一种主观上的经验，虽然并不是直接的物质因素，但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实战能力可以迅
速转化为在军事行动中的相对权力。因此，越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越是可能在军事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许多军中人士认为，缺乏实战经验是中国军队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①尽管目前中国每年都会进行多次多国、跨军区或军区内的各类型、各兵种的军事演习，但却不能模拟一些必须在实战中才可能出现的条件———尤其是实战过程中作战人员的真实心理状态。因此，军事演习尽管可以模拟实战环境，但却很难取得类似实战的效果。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都不能派兵海外，即便在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各种维和行动也需要严格遵守所谓的维和行动“五原则”。日本在真实战争状态情况下的实战经验与中国一样几乎零。
因此，尽管从实战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军队严重缺乏实战经验对于军队作战而言是一个负面因素，但实际上这反而对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是一种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对本国实战能力的不自信，使双方在派遣部队之前都不得不更加审慎评估，一旦爆发战争，本国军队是否真正有能力进行作战。这极大避免了双方矛盾过于激化导致兵戎相见局面的发生。
３防御性意图占主导的对外战略
现有一些研究对于“中日安全困境”的解读还往往忽视了意图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杰维斯在１９７８年论文中所提出的“进攻性意图”还是“防御性意图”占主导优势———即一个国家主要倾向提倡使用和平手段还是黩武主义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问题。从意图的角度来看，这种防御性意图不仅仅只是反映在军事因素这个单元层次，还进一步反映在国家对外政策所坚持的整体理念和原则。
（１）中日两国在武器使用方面主要采取防御性政策
两国各自拥有的众多现代化武器是众多研究者担心中日之间出现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包括反卫星导弹试验等领域的成功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①而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崛起，为日本发展出一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强大进攻性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②由于在现有军事条件下，将进攻性军事武器和防御性军事武器进行显著区分已经相对困难，因此判断这些武器使用方式到底是以进攻性还是防御性为主，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使用这些武器时的国家意图，即国家对待武器使用、尤其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应武器时的政策宣示。从武器使用意图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美国出售给日本的武器尽管先进，但日本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受到了美国的严格限制。美日同盟以及《和平宪法》的制约，使得日本不可能进行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再加上日本在战后长期发展出的和平文化，也使得日本没有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针对第三国的进攻性意图。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拥有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类进攻性武器，以及不断增长的远洋投放能力，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军事演习活动，但是，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各种官方文件、军事白皮书以及在各种外交场合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中，一直强调中国坚持走一条合作型的、“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主张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中国也是有核国家中唯一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因此，中日两国主要坚持的都是一种防御性的军事政策。这种防御性意图占主导地位的情势，避免了双方军事误判的发生，从而避免了中日之间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
（２）中日两国在对外政策中坚持的理念
从意图的角度来看，除了军事这个单元层面的考虑外，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因素是，在对外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一个国家是倾向于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还是强硬的军事手段解决外交冲突问题。而在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中，主要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外交上的争端问题。
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傅泰林
（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ｖｅｌ）在对中国官方各种文件的分析后也认为，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保守性质而非扩张主义倾向的。①实际上，构建“和谐世界”以及“和谐周边”，既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依据的基本准则之一。而日本战败后所制定的《和平宪法》，则从法理角度避免了日本再度军国主义化的可能性。尽管日本国内要求重新修宪的呼声高涨，尤其是在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在努力推动修宪进程，并且力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但避免本国再度武装化和右翼化，加强而非挑衅与中
国的关系，一直是日本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例如，２０１４年《朝日新闻》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日本民众比例高达６４％，而赞成的比例仅仅只有２９％；对于集体自卫权解禁的问题，也有６３％的受访民众表示了反对。②这些规范，共同构成了避免中日关系陷入安全困
境桎梏的坚实基础。
因此，尽管在冷战后中国对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造成了一定挑战，日本也始终不愿意放弃战后本国一直以来对中国的优势地位，但至少在东亚区域层次上，日本政府一直坚持的立场是，仍然将中国作为一个可接触的对象进行考虑，因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双边互惠关系是发展两国关系的一块重要基石。③
二、经济结构强互补性和美国的平衡者角色
从军事角度来看，中日之间在物质层面都没有“完胜”对手的能力，两国对于军事手段的使用意图也主要是防御性的，因此中日并不存在严重的“安全困境”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日关系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而异常复杂，所以双方仅靠抑制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实现两国间的彻底安全并不可行。正因如此，两种重要的辅助机制———双方在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也为中日两国不至于陷入“安全两难”局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１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降低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一定会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但是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这种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一个重要好处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虽然可能冷淡，但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以及不可替代性可以促使两个国家形成一个“经济命运共同体”，从而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一个“经济命运共同体”，从而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１）中日经济存在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从１９７８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３０多年的崛起首先就是经济层面的崛起。① 日本在中国经济起步、发展和腾飞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中国依然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国和最大的进口国。双方经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日本成熟的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②具体表现为两国在经济结构存在层级差的情况。③这种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有利于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也避免了双方之间可能出现贸易战的情形。如果中日两国因为政治上的冲突而选择放弃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甚至是采取军事手段以解决政治上的冲突，那就将面临在短时间里无法找到合适替代选择的困境，或者说这种情况是有损两国经济利益的：
首先，经济战对经济上存在结构性相互依赖的两个国家往往是无效甚至是一损俱损的。实践也证明，经济制裁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①因此，尽管中日在政治问题上存在着非常严峻的争端，但中日两国很少采用经济战手段以期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因为两国政府深深意识到，与对方的贸易是有利于本国经济的，也有利于建立和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所以，尽管目前两国都有一些民族主义者鼓吹经济制裁打压对手，②但两国政府很少采纳这样的建议，因为经济上的制裁往往适得其反。③
其次，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来看，中国在两国相互依赖结构中的单边脆弱度要大于日本，④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也主要是附加值低，存在众多同类竞争对手的产品，比如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等。长期以来，中国的轻工产品，如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在５０－７０％之间。⑤但是，由于这些产品的科技水平较低，可替代性较强，因此一旦日本选择进口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对中国很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而日本出口中国的产品中，则大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科技含量较高，中国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产品，因此，在中日两国结构性相互依赖关系中，由于日本在贸易结构上占有优势，较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占更加有利地位，这也是尽管中国在与日本政治争端中虽然常常占有道义制高点，但却往往只能采取克制政策的重要原因。
（２）经济利益决定了中日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
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驱动力。在这三十多年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一直位于外国在中国投资额的前列。日本对中国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计划（ＯＤＡ）中的许多资金也用于了日本对华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上，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３１３３０亿日元的贷款、１４５７亿日元的援助和１４４６亿日元的技术合作项目。①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位列２０１４年《财富》世界五百强的５６家日本企业已有接近５０家在中国设立了工厂或总部，此外，其他一些没有进入中国的日本五百强企业并不是因为对中国市场不感兴趣，而是由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部分产业外资准入的限制政策所致。②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作为一个受财阀政治影响极深的国家，大企业在日本国内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在政治事务中影响力巨大、同时在中国有极大经济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些（有些甚至是反对中日友好的）大企业也会竭力避免两国发生灾难性的军事冲突，以寻求它们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当两国发生严重政治冲突时，这些大企业往往会对日本政府作出过激行为后进行紧急的“灭火行为”。例如，２００４年日本最重要的几个商会就曾公开表示反对小泉政府在二战历史上所持的官方立场。
日本企业选择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原因除了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外，中国劳动力价格较低，素质较高，与日本接近的地理特征有利于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尽快运回日本国内发售等也扮演了重要原因。因此，尽管受到了２０１２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的影响，一些日本企业在华损失较为严重，但前景乐观且极具诱惑的中国市场，使这部分日本企业仍然坚定了扎根中国的决心。例如，丰田公司２０１２年年底宣布，将在华公司的名称由“丰田中国”改为“中国丰田”，继续大力推行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战略，以让“中国的消费者理解和认识到中国生产的丰田产品，就是一个中国的品牌”。④由于日企在中国所占的比例较高，如果日方因为严重的政治冲突撤资对。
中国工人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中国经济在失去日本市场后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中国政府在采取对日政策中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
中国一直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行不悖的发展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的现实，为了更好解决就业问题和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基本日常需要，中国主要
引进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品为主；但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目前中国引入更多的是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以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客观地说，日本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日本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往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日本产品的一个突出特质是更加注重用户的使用体验，人性化设计在其产品设计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日本产品更加符合东方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放弃日本，而选择欧美国家的技术，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种太好的替代选择。
此外，中日两国如果放弃在经贸关系上的相互依赖，而选择其他国家作为贸易伙伴，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从地理临近性的角度来看，双方的
贸易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生产的产品快速抵达对方国家，对于一些要求时限的产品（比如鲜花和新鲜蔬菜）来说，这种优势更是得天独厚的。此外，贸易对地理临近的国家的积极作用在于，可以较为显著的减少各方的冲突。②由于地理临近国家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如果它们没有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那么这些国家很可能就会因为政治上的争端（尤其是领土上的冲突）出现敌意螺旋式的上升，甚至引发极端严重军事冲突的发生。
因此，中日两个国家在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这种强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严重对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依赖关系，对于双方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按照“贸易和平论”的论断，如今国家获得权力的更好方式是实行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而以往通过武力获得权力的方式收益变得越来越小。①如果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上的争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是极不理智的，因为普通民众的经济诉求和满足就业的需要，是两国政府在进行政策制定层面所必须优先考虑的选项之一，一旦民众的经济诉求无法得以满足，甚至将会对本国政局的稳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２美国扮演了冲突“缓冲器”而非“助推器”的角色
对于国家间冲突管控的一种有效方式即是建立各种长期性的双边（多边）机制。目前中日之间尽管已经建立了一些双边对话机制，但由于这些机制的级别相对较低，且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发挥的效用并不明显。而中日之间另一些可以利用的多边对话机制———比如六方会谈、“东盟＋３”、东亚峰会等，或是无限期中断，或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的成为处理双方之间矛盾的有效平台。虽然有效的对话机制并不存在，但是否就意味着中日之间没有可以利用的对话方式？实际上，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以及中美之间各种双边对话机制的存在，使中日接触的可能性增大，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布局，尤其是与这个地区中盟友之间各种双边性条约和同盟关系的存在，对东亚地区和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的“重返亚洲”和“再平衡战略”，更多被认为是遏止中国崛起、避免东亚地区出现中国实力崛起而导致“失衡”状态的一种重要举措。②此外，美国以美日同盟为框架，不断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推动美日同盟的转型进程，③尤其是多次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这种表态更是进一步加速了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因为在美日同盟中，美国处于主导者角色，而日本也正是借助这种同盟关系的存在，以及美国在背后的支持，才敢对中国一直采取挑衅姿态，同美国一起共同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①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上的巨大鸿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依然无法撼动美国的优势地位。②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中美日
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三边主义的格局。③但这种三边关系并不是一种稳定的三足鼎立关系，而是呈现出美国强势，中国和日本相对弱势的情形。因此，在中美和美日这两对双边关系中，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在实力上的巨大鸿沟，尽管中日两国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美国发挥的影响，但这种三边关系维持稳定的关键还是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结构中的主导者，美国会避免其他两个较弱的参与者退出这种三角关系游戏，或是遏制它们实力的过快增长，而继续维持“一强两弱”格局的存在。由于现在的力量体系格局有利于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也不急于修正这种体系。而事实上，中日在各自战略设计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都依赖于美国主导的这种具有等级制色彩的国际体系环境，因此两个国家也没有意愿对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进行制衡。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遏制中国过快崛起、履行同盟条约义务、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谋求更多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但从积极意义来看，美国在东亚地区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尤其在美日同盟中处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充当了中日之间缓冲器的作用，避免了中日双方因过火行为引发极端事件的发生。美国官方就一直公开将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同盟关系定义为是防御性的，这些同盟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同时极力否认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意图。⑤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两国领导人指出，中美之间要构建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双方将继续推动两军在高层交往、机制性交流、联演联训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美国有诚意同中国在亚太构建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①
在美国国防部２０１４年的最新一期《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也指出，中国认为与邻国和美国建立稳定关系对于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很有帮助。中国将美国看做本区域和全球性的主导力量，同时认为美国更多是一个潜在的支持者，而同时也有可能中断中国崛起的力量。②通过持续和实质性的对话、具体和实践性的合作以及增强消减危机的能力，从而建立起新型的中美两军关系是更加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美国军方的这种定位，显然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猜疑以及建立两国的战略互信。而中美在军事层面的高层互访和定期会晤机制，在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反恐和打击海盗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将军事对话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Ｓ＆Ｅ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增强了两方的相互谅解，以及保证两国间畅通沟通渠道的可能性。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确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多制衡的是日本而非中国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在战后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就有解决日本安全问题，使其放弃建立强大武装力量的目的。通过在日本直接驻军的方式，有利于避免日本右翼势力寻求发展本国独立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美国避免了一个更加自主和难以约束的日本的出现，实际上起到了解决或是缓解东亚安全困境的作用。④美国以《美日安保条约》为依据，目前在日本拥有８３处军事设施与基地，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总数为３４２１１人。⑤从技术层面看，日本目前的武器现代化水高于中国，因此，如果美国完全撤出这一地区，日本将会以自己的国家安全可能存在危险为由，迅速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甚至发展核武器。极端的情形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撤出可能引发中日之间冷战的出现。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维护者，美国需要的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稳定，而不是混乱。①因此，尽管美国多次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但这种表态只是反映了美国不希望本地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出现，维护东亚地区稳定才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美国才会一再要求日本过对话方式与中国解决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领土主权在内的各种争端问题。②安倍政府上台之后的做法，一再挑战了美国的战略底线。美国尤其不愿被日本所绑架，强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③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２０１３年的首次访美中，在他与奥巴马的会谈中，奥巴马只字未提中国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④奥巴马的姿态，表明美国不愿意因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被日本绑架而被迫承担同盟义务，或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此，美国在当前中日关系政治关系冷淡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相对积极的“平衡者”角色，防止中日双方政治冲突继续扩大化。
三、结 论
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各种争端，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短期内不会取得太大的进展，具体表现为中日之间存在“安全困境”的局面。但是本文提出，“中日安全困境”被过度解读，中日之间目前的“安全困境”主要表现在军事层面。即使在军事层面，无论是从中日的物质军事力量，还是双方对于军事使用的态度来看，两个国家都没有将对手看做是一个必然“你死我活”的假想敌；同时，中日之间两种辅助性机制———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强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是大大减低了两个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程度。因此，中日两国的“安全困境”只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现实”。在中日“安全困境”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对于我们预判中日关系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在战略设计上采取更加合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处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充分利用好这段“周边战略机遇期”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