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战后日本爱国主义的演化

爱国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动态的概念。

比如二战后的日本，经过了美国的民主改造，其爱国主义从战前的极端狂躁状态中沉淀下来。日本人专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传统饮食、节日和服饰的重视与开发为中国做出了榜样。爱国教育也引向生活实践，通过对礼仪、自然、文化的学习来培育对国家深厚感情。日本人沉默而勤奋的一面凸现出来，在强国欲望的驱使下，日本人充满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

在理性务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发达经济和强大国力却又反过来成了缺乏理性，追求虚幻的狭隘民族情绪的温床。随着日本羽翼渐丰，因战败而被迫休眠的日本极端爱国主义开始复苏、蠢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新爱国主义思潮，要求重塑日本的形象，摆脱战后美国带给日本的阴影，成为拥有合法军队与开战权的正常国家。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可以说“不”》等一批著作应运而生。自此，带有极右色彩的爱国热潮开始渗入日本主流社会。

日本在90年代遭到美国的金融打击后，认识到暂时无法摆脱美国的压制，借此实施“哀兵之策”，大力渲染经济的低迷，给民众制造失落感和危机感，加紧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步伐。2010年以来更是追随美国的步伐，将矛头直指中国，重提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意在强化美日同盟，将于今年12月底赴夏威夷悼念珍珠港事件的消息的传出后，对比当前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冷漠态度，使中国感受到了鲜明的反差，原本敏感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中日两家的爱国主义开始了新一轮互动与对撞。

02 中日爱国情绪的硬硬互动

中国人的“爱国”似乎天然地与“反日”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起， 日本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抗击对象，中国民众的反日、厌日、仇日倾向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近年来又通过一系列摩擦事件得到强化,乃至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爱国”。

而近年来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迅速攀升，使充满忧患意识的“岛国心态”日本人很容易与中国古代华尊夷卑的“大中华思想”联系起来，怀疑中国要恢复数百年前东亚封贡体系，使日本成为中国的附庸。

战后的中日两国均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不免发现，中日民间对彼此的印象多少还停留在各自的历史记忆里，彼此间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误解。日本不能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中国制定政策的基础，正像中国人不能把“武士道精神”理解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

熏染历史仇恨意识调动起的爱国主义，有时候其破坏力要远远大于它的建构意义。

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必然带来落后于时代的爱国主义。

03 西方“爱国”概念的输入

我们如今所理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

中日两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理念都源于西方通过坚船利炮的强制输入，都是在遇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挑战，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产生思齐之意。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把不同的自然民族融合成一个主权民族，并把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即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独立建国的权利。比较成功的例子是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引德国和意大利完成了统一。然而后来两国的民族主义都露出狰狞的面目，成了建立法西斯政权的工具。当西方国家自己的主权民族融合成熟之后，便将民族主义作为削弱、打击其他国家的手段，分化瓦解对方的尚未巩固的主权民族。中国的疆独、藏独势力反映的正是西方挑拨自然民族分离倾向的惯用伎俩。

日本的岛国特征，使它很容易形成现代主权民族，而没有自然民族的矛盾。

中国则不然，中国经历了从一个文明体到民族体的艰难转型。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没有法定边界，所谓领土，只是随实力变化的函数。汉族则是现代概念所追认的界定。西方的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后，西方的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后，梁启超大概是中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的民族国家以便转型为现代国家。他在20世纪初从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为唤起民族意识做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观念从“大汉族主义”的一元民族论拓展为汉、满、蒙、回的“五族共和”，推动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文明统一体向自觉的民族统一体过渡。直到抗战的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观念终于深入人心，中国由涣散分裂走向团结统一。爱国主义精神调动起的巨大力量战胜了日本的侵略，同时锤打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雏形。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往往由外部的冲击而催生，然而在知耻而后勇、重建自尊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之初极易过度反弹，产生对外扩张的欲望。譬如法国大革命遭到了欧洲反法联盟的镇压，在全民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法国完成了从专制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几年后，这支在自卫战争中锻造出的强大军队就在拿破仑的指挥下，为了“法兰西的荣光”反过头去侵略反法联盟诸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对欧美列强的策略模仿，日本从自强求生的初衷迅速走上“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海外殖民之路。

日本的崛起被中国所羡慕和效仿。梁启超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尚武精神看到了中国过去的影子。他认为自炎黄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蛮夷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在与外族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取军国主义，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在那个正饱受西方列强摧残的时期，梁启超或许盼望着中国能像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实现攻守之势的逆转。

梁启超表达了后发民族国家所普遍具有的竞逐富强的雄心，但接受了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梁启超和现在的很多人一样，难免掉入了西方人搭建的思维模式，陷入到对强权和力量的迷恋中。照此推演，当世界各地区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时，那么世界岂不要陷入循环往复的对抗和反制?

04 以国家否定天下

二战之后，世界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几乎使所有国家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殖民时代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瓜分再无可能。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爱国主义整合了国家认同，提升了国家活力和组织效率，这种积极作用在还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挥下去。

可是，饱和的民族国家体系不是为了世界共同利益的世界体系，各国均将国家利益奉为至上至尊，以民族国家否定了天下概念和天下利益。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应用范围到国家为止，在国家之外的世界只有战略而无制度。霸权国家虽然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则的天下观而只有国家观，热衷于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

全球化的来临使国际政治的缺陷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国家内部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国际关系的协调同样需要国家权力之上的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设计。假如不能建立与全球化潮流相匹配的世界秩序，无论一个国家内部有多么良好的秩序，也无力摆脱世界整体无序的威胁，甚至被卷入到无法自拔的混乱中。我们感到国际局势变换莫测、动荡不安就不足为奇。

一国为了刺激内聚力，会有寻找外部敌人的冲动。比如美国喜欢公布“罪恶轴心国”名单。日本为了动员国内力量，也会自然而然的将中国列为假想敌，过去现在概莫能外。

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政治体系里，包含国际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令人崇敬，但根基非常脆弱，只能沦为冠冕堂皇的口号，爱国主义反而极易蜕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05 中国的天下基因

国家之上，尚有天下!

“胸怀天下”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心所在。

古代中国一直内涵天下基因，建立过“天下—国—家”的政治框架。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大地存在着诸侯国与宗主国的网络体系，诸侯国内部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诸侯国的外部事务交由一个宗主国负责统一监护。《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今人所理解的整个国家是帝王的私产，其真正含义是所有地域一律遵守王道的治理方式。宗主国的领地面积不大，却被赋予了极高的权威来监控王道在天下的共享共通。在同时期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星罗棋布的城邦国家结成不同的军事联盟，苦战不休。

中国日后成为了大一统的帝国，和周边小国相调试，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辏的东亚封贡体系。数千年里，中国多数时间是以多予少取的方式维持区域秩序，没有产生类似西方近代国家那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以西方人的眼光，很难理解中国古人“平天下”的理想。

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明体，才不得已选择“以毒攻毒”，以 “民族”为主线重书自身历史。把自己塑造为民族国家才有可能抵御其他强悍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6 区域一体化——国家向天下的过渡路径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已是民族国家林立，犹如当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欧洲，陷入了无休止的倾轧和内耗。东亚各国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的根源，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的过度发展。

大国为小国所羡慕的不在于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上的优势，而是形成了保证生产要素顺畅流通的统一大市场，这个公共利益在小国不能实现。同样，一个区域内的国家为了追求这个公共利益，也必须突破 “国家间”的思维模式。

对抗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制约了地区资源整合，导致东亚经贸一体化虽然启动但发展迟缓，为域外国家扰动东亚局势提供了便利。

当今东亚的问题，正是“天下观”衰退的后果。

曾经我们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选择了更加进步的民族国家的组织方式，而放弃了天下这个沉重的观念负担。但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策略发展到极致，隔阂天然无解时，退回到我们文明记忆的深处，发现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

如今，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呼声上升，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难以延续，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将更多的依赖区域合作。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正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中重生。

中国“胸怀天下”的智慧与气魄重新焕发出了光芒。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标志的谋篇布局，崭露出这种天下观的觉醒。

07 期待爱国主义随时代发展而返璞归真

只要身处缺少共通共享的世界制度的国际环境中，爱国主义裹挟的对立情绪就难以消除。中日两家的民族情绪对撞之激烈，积怨之深，因为中日目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加之媒体为了赢得眼球效应的需要，往往迎合情绪化的受众市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如履薄冰还将是一种常态。

越是愤怒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当今的中日矛盾正是主权民族国家无序竞争时代的产物。我们要习惯这种常态，掐着日本的忍耐边界一步步向前走，因为对日本态度太强或太弱，都会导致战争。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可以争取足够的时间让中国走出时代的局限。

有些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找到了方法，而是因为旧的问题消失了。

世界新旧格局的更迭从来不是周期性地循环复制。19 世纪欧洲列强称雄世界的时候推行扩张殖民地的霍布斯主义，20世纪美国坐上主导全球后，改为抢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洛克主义，比欧洲的殖民体系进步了一些。下一轮世界政治文明升级的使命落到了中国身上，中国或引领世界走上一条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现代政治的对抗逻辑也许会随之消失。

国际政治的操盘高手俾斯麦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 中国历经无数风浪而航行千年。时间流淌到现在，把中国送入了一段陌生而狭窄航道。中国需要小心翼翼掌好舵，尽快驶出这段急流险滩，驶向前方更广阔的水域。

道虽迩，不行不至。

可以想象，在天下体系实现的时代，爱国主义中那些掺杂着民族主义的成分——狭隘、极端、盲目、排外——将被剥脱出来。爱国主义将还原到它萌发的起点，还原到对乡土和文化的热爱，还原到朴实而共融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