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虚妄”与“自赎”
江飞
记忆中的鲁迅，是那个由杂文和小说建构起的似“匕首”、“投枪”一样坚硬的鲁迅，是那个在“五四”新文化话语实践中以身作则、直面鲜血和现实的启蒙领袖，是在文化中央不断被冲击不断被批判却又坚持批判且绝不宽恕他人的固执的“那一个”。然而，我又分明感知到另一个鲁迅的存在，一个柔软的、惶惑的、虚妄的鲁迅。
回溯至20世纪初期，一开始就注定了混乱动荡的背景，战火蔓延，大事频仍，反满，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几乎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让中国新生的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们踌躇满志，而又选择艰难，一种矛盾的心态潜在地左右着他们的身姿，乃至信念。投降，抑或战斗，缄口不语，抑或口诛笔伐，不同的文学或政治立场，不同的观念理想，不同的精神取向，一时间举国上下热闹非常。身处纷乱之中的鲁迅，自然也不能超越于历史，只是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比他人更有着清醒的自我追求，即希望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和重建，然而，每一次的选择却总是指向唯一的结果——失败，于是他的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也愈积愈甚，在他的心灵之上涂抹了一重一生都无法淡漠的“虚妄”色彩。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有，即与绝望相同，同为虚妄;无，则依旧陷入绝望之深渊，等于无望。希望的虚妄性，使鲁迅的心一直挣扎于脆弱、无奈、痛苦之中，而寂寞又仿佛一条柔软的蛇，时刻等候着，伺机缠住那些苦闷中灵魂。正好像1918年《狂人日记》诞生之前的那段苦痛难捱的时光，他只能选择百无聊赖地抄写那些冰冷的古碑(虽然也是他所喜好的)，以消遣寂寞。幸好钱玄同来了，带来了《新青年》的橄榄绿枝，虽然鲁迅那时只是个政府教育部门的低级官员，还没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热心与热情，看起来也好像是很被动地“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鲁迅来说，慰藉寂寞的方式最终还是选择他所倾心的文字，虽然文字在改造社会的效果上是无力而贫血的，虽然他还是对“希望”心存疑虑和戒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几个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几乎所有研究鲁迅的人，没有人敢对其“铁屋子”理论视而不见，也几乎都认为，鲁迅对这间“铁屋子”的预设和假设是其深刻悲观主义和怀疑精神的集中体现：(1)“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完全封闭、坚硬、极端的环境，一开始就阻绝了生还的可能，表露出破毁和拯救的无望;(2)“许多熟睡的人们”，应该是鲁迅一生都耿耿于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们，他们为数众多，却不能自发醒来，只能“从昏睡入死灭”，在浑噩、麻木、无知中被“闷死”，却“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幸，还是不幸?在这里，鲁迅内心的隐忧与巨大的悲哀是显而易见的;(3)“你”，革命者，或是自觉担负起启蒙重任的精英知识分子，是否能带领熟睡的人们，破“屋”而出?鲁迅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包含着质疑者的否定批判，“你”的呐喊或许可以惊醒几个较为清醒的人，然而却无法改变众人皆睡的现实，也无法改变最终就死的必然，反而徒增了“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是比“从昏睡到死灭”更不幸，更痛苦的，是对不起他们的。我十分惊讶于鲁迅的悲观和怀疑已至如此之程度，而这二者无疑是他建造这间“铁屋子”的精神内核，没有人能进去，也没有人能出来，看似毫无出路，绝望至极，却暗藏着为钱玄同的“希望”之说留下的方便之门：“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希望”便是革命者或启蒙者的大声呐喊，便是铁屋中人困兽般的觉醒，虽然只有寥寥的几人，却可能成为新的革命者或启蒙者，叫醒更多沉睡着的人，里应外合，以反抗死之决心，来争取活之希望，鲁迅是“不能说决没有”的。
于是，犹豫之下，鲁迅还是有限度地妥协了：“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希望的不能抹杀，是因为将来的不可预测，即使先知如鲁迅一般，也无法拒绝或完全否定将来之希望，在“我之必无”与“他之可有”之间，在无望与希望之间，鲁迅还是做出了让步，不是“希望”动摇了他的绝望，而是“将来”战胜了“现在”，而“所谓”二字又不自觉地保持了本能的警惕和怀疑，自然也预留了此后对于“希望”的再次审度和思考的可能。无论如何，1918年的鲁迅也加入到这“呐喊者”的阵营之中，为或有之希望，为必然之将来，大嚷起来。
鲁迅的呐喊之声是振聋发聩而又与众不同的，《狂人日记》一发端，便昭示出强劲的力量。时至今日，对这个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的阐发之论多之又多，似无赘言之必要，可当我再次细读文本，还是觉得有些问题不得不说。陈思和先生认为，《狂人日记》是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品，“包含了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最积极的方面，比如，它对人性黑暗的一种深刻批判，对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对于语言传统的坚决颠覆，然后是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也是当时欧洲文坛上最流行的创作思潮”，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积极之中也必然包含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某些消极的方面，它不仅直接影响着鲁迅此后的创作，还间接影响到当时的许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时代共名的作家们的创作，比如对病态心理和人格的热衷，对传统文化的决然抵制甚至抛弃，对西方文化的过分遵从和崇拜，如此等等。此时的鲁迅对自己能否叫醒几个铁屋之中的沉睡者其实是信心不足的，正如《狂人日记》全篇的文体结构，使用了文言和白话两套文本，虽是有意为之，但也能侧面表征出他对文体的改革和探索之意。而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作品，，似乎更坚定了他对于社会改造和民性重建的探索。而在《狂人日记》(1918年)和《野草》(1924年)之间，虚妄之心从未停止过在夜深人静之时露出水面，浮浮沉沉，起起落落，而鲁迅正是在这灵魂煎熬的夹缝中完成了生命的自赎……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