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益东 | 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与学者影响力的几个问题
所属学科：全部学科发布时间：2016/4/21 13:37:09来源：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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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对学术评价与人才战略有深入研究，曾发表论文《问题谱系比较评议法——同行评议方法新探》、《试论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估法》、《创新力度: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开放式评价:替代同行评议的新方案》、《外行评价何以可能——基于开放式评价的分析》、《开放式评价与前沿学者负责制:胜出机制变革引发的云科学革命》等。
采访人：中国人民大学“壹学者”吴艳萍博士
采访人：我们知道，针对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评价机制的争议由来已久。您对以南大CSSCI为代表的以刊评文的评价体系怎么看?
刘益东：对此业界一直有诸多抱怨。以刊评文在评价界早已经是否认了的，但是奇怪的是现实中这种评价一直在用，根深蒂固。可能因为搞科研管理的也不见得是同行专家，这样评价起来更容易、更省事。以刊评文对于评价普通学者是有一定意义的。现行的学术评价方法没有区分顶尖学者、优秀学者与普通学者。举个例子：如果把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学者视为顶尖学者，而普通学者能够在《Science》上发文章就很了不起。如果按以刊评文，那在《Science》上发5篇论文的学者就算是优秀学者了，但不一定是顶尖学者，发5篇文章也不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而在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情况也不少见。在我国，一个学者如果一年发两、三篇核心期刊文章，那应该也是不错了，但是显然无法据此判断他/她是优秀学者。以刊评文特别不适合评价顶尖学者、不适合评价创造力强的学者，对评价普通学者的工作量、工作态度有一定用处，作为一个平均统计是有意义的。
采访人：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包含哪些维度?每个维度所映射的评价特性是什么?每个维度的权重怎样分配比较合理?
刘益东：比较常见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体系包含形式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我常用的评价体系包含规范维度、创新维度、重要性维度(也叫价值维度)。我用的维度与常见的评价体系有相似之处，但是更明确清楚。首先，规范维度要求研究规范、严谨，包括研究工作的流程和论文撰写的是否规范，是否提出了研究性问题。引文是否规范、实验设计是否规范等。规范维度对流程和规范的要求高，比如我们培养硕士生就要求要规范，要求熟悉掌握研究步骤、方法、流程和学术规范，而不一定要求提出新观点，但要求博士论文就不仅要规范，而且必须要有创新。
第二是创新维度，就是要与众不同，做出创新性成果，包括突破性创新成果。
第三就是重要性维度，重要性包含学术意义上的重要性、社会价值方面的重要性等等，重要是指对谁而言，所以可以做多种理解。确实有些工作既规范、又创新，但是对学术而言并不重要。这就是我长期采用的三个评价维度。理解这三个维度你就会发现，这三个维度不是一个并列关系，是不能够用权重来分配的。例如。如果规范性不合格，就谈不上创新性与重要性，如果不新颖，老生常谈，也没有学术上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是金玉良言，但是如果今天的学者重复它，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采访人：您在《开放式评价:替代同行评议的新方案》一文中，提出了“开放式评价法”这一替代方案，还解决了对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前沿学者的界定与甄选问题。请问您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断出学术领域外行评价在当下成为了可能?
刘益东：一般认为学术评价活动很专业，很深奥，不能由外行来评。但什么事情都有条件，当条件变化了，也许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了可能。外行参与学术评价的条件，并不是抛开内行。没有内行肯定评价不了，但是要限定内行评价的作用和范围。开放式评价的评价专家由同行专家、评估专家和其他有关专家组成，规定同行专家主要判断该成果有没有颠覆性错误，如果有则具体指出并给作者一个回应和修补的机会。评估专家就做规范性认定、查新、知识地图上定位等工作。对于既规范、新颖，又没有颠覆性错误的工作，外行当然可以参与评价了。显然，公众也不是文盲，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外行也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突破性工作，只有研究者“想到、做到、才能说得清楚周到”，人们常说“你没说清楚，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实际上这句话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想清楚还要做出来，包括做实验、做模型、构建论文，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科学发现、学术创见有一个特点，就是想到它很难，想到之后说出来别人往往比较容易理解，我称之为“难得易懂”，例如阿基米德解决工匠制造皇冠造假问题，作为当时的绝顶聪明的天才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顿悟，发现了鉴别纯金皇冠是否掺假的办法，说出来大家都理解了;另外还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即：不会创造但是可以鉴赏创造物。上述这一系列条件和特点决定了外行可以鉴赏、可以评价比较高深的学术工作。
采访人：对于“开放式评价法”中的评价主体——包括同行在内的学术界及社会，请问缺乏明确评价标准和学术见解的非学术界声音，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价值何在?
刘益东：这个没有统一答案，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起正面作用，有时起负作用。比如说转基因问题，非学术声音如崔永元。我的观点是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特别是作为可安全监管的技术还很不成熟，因为转基因食品不仅要求在实验室里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摆上老百姓的餐桌是安全的，这一代人是安全的，下一代人也是安全的。这中间要经历许多环节，特别是要经过企业生产和市场的环节，安全监管非常复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要慎重推广。我理解文件精神的核心是确保安全，确保安全应该包括技术、生产、营销、食用、管理等的安全，是全程安全，安全标准和规章制度要严谨可靠，更能够执行、落实。这一系列问题并非科学家所能够解决的。目前一说转基因科普就是科学家做科普，这是个误区，科学家科普是不够的，他们主要理解实验室内的情况，而涉及企业、市场的种种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家来研究和科普。技术安全也不等于食品安全。可见，崔永元们的非学术声音其实是起到了好的作用。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如果没有以崔永元为代表的非学术界的力量，也许转基因在确保安全之前早已经大面积推广了，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封建迷信干扰了一些科学发展的进程。
至于评价标准方面是很明确的，就是如上所述：规范性、创新性和重要性。
采访人：我们了解到，优秀学术人才、高端人才、学术带头人的界定、甄选及培养一直也是您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领域。其中青年学者是学术繁荣发展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创新性学术成果高产出者，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在优秀青年学者选拔、优秀青年学者学术成果评选方面的现状?
刘益东：人才计划在中国近百个了，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地方性的人才计划更是五花八门。当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条条框框太多了，像陈寅恪、梁漱溟这样的大师都会被拒之门外。现在的人才标准都强调与国际接轨，听上去是对的，但是忘了一条，就是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才往往会被欧美顶尖的大学抢先招聘走了，尤其是名校毕业的博士。如果国际标准是高效合理的，则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现状，用重要职位、巨额经费吸引回国的顶尖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幸运的是，目前的国际人才标准是有漏洞的，并不是高水平人才都能及时胜出、人尽其才。比如一些美国名校歧视非名校毕业的博士，即使水平高也竞争不过名校毕业的普通水平的博士。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是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捡漏”。即使是高水平人才，美国不要，我们也不要。我无法准确估计不能人尽其才的情况，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也不同，粗略估计人才识别率的准确度在理工科可能达到80%-90%，在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只有70%-80%。这些怀才不遇的人才虽然在比例上只占10-20%左右，但是绝对数量很大，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把“人美价廉”的学者选拔出来，不拘一格评人才、开发这最后的人才金矿，是极富挑战的工作，我做了一些探索，这里暂时不做介绍。我觉得你们这次“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优秀青年学者”的评选活动特别好，拉开了一种新型的人文社科人才评价的序幕，开了一个好头，当然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
采访人：您觉得人文社科青年学者的影响力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益东：人文社科学者影响力应包含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学术研究的特点是突破-跟进，突破-跟进，突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跟进往往是一些补充、完善和延展，像诺贝尔奖奖励的全都是突破性工作。学术影响力应该靠前沿突破、引领发展来体现，现在用引用率来评价影响力是不准确的。美国《Science》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在2002年指出“《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论文很少被引用,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论文却被广泛引用”。
人文社科学者的社会影响力具有独特性，如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一些社科类科普书、经济学教材发行量达几百万册，社会影响力很大，因为社会科学是经世济用的，有影响社会、造福社会的直接功能。
决策影响力，指的是所做的研究影响到决策层，特别是智库成果，影响到某些政策的制定，这对整个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三个维度都很重要，当然，学术影响力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为社会影响、决策影响是依据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则主要由研究成果的质量决定，国际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兄弟经过大量统计研究得出结论:在科学上,是由于论文的质量而非数量导致研究人员取得成功。所以，以后如果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为唯一评价标准时，评价学者的代表作，评价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有效的方法。
采访人：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指导、“壹学者”移动学术科研服务平台与“百度学术”携手打造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评选活动，旨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选出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其研究成果产生较大影响的青年学者，我们的评选标准的设置包含五个维度(2015年文章被引量30%、“复印报刊资料”文章转载量30%、评审专家打分20%、2015年发文总量10%、网络投票得分10%、)覆盖到了文献计量学指标、同行专家评议、网络用户评议多个维度，是业界融合了开放式评价的一次积极探索。您觉得我们这次评选活动的评价方法有哪些可取之处?您在学术评价方面有很多深入研究，更有很多创新性和独到的见解，如《试论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估法》、《外行评价何以可能——基于开放式评价的分析》等文献都有涉及，与您在评价方面所倡导的观点是否有相似之处?
刘益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是开创性的工作，依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独一无二的积累，有人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的学术指导和“壹学者”与百度学术的媒体动员能力，才有可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评选。当然，任何一个排名都会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特别是对影响力的理解、对组成部分的权重比例肯定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这种评价方法在结构上是比较合理的，它基本能够反映出影响力构成的几个方面。
本次活动的评价方法与我的研究相比，最大的相似之处是评价的开放性与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这也符合互联网时代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我提出的开放式评价法更注重前沿突破，更适合评价高端人才，更适合甄别潜在的顶尖人才和优秀人才，也许在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方面更为有效。
采访人：您对本次评选活动有哪些宝贵建议?
刘益东：这是开了一个好头，拉开了一种开放式的公众参与的人文社科人才评价、评选的序幕，评选过程促进了社科新成果的传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胜出机制，让优秀青年学者及时胜出，让人们更加重视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通过这个活动对我国人文社科界的现状也做一个检阅，看看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也是积累经验，为今后举办的评选工作打下基础。以后如果引入原创性、突破性这些指标，也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入选者在学术前沿的地位，为遴选学术带头人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也便于人们了解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与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