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疯子还是天才?
2009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战场上的蒲公英》(王外马甲著)。在这部回忆录中，国民党空降兵军官蔡智诚在谈到自己1944年夏投笔从戎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回忆：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
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
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
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
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
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
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
蔡智诚当时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斜对面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蔡智诚当年夏从军后，很快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名伞兵，次年又升任军官。《战场上的蒲公英》是他的一部口述实录传记，书中所提到的王光樾和王光炜，分别是笔者的大伯和二伯。在遵义城老一代人的记忆里，老城“王疯子”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但有关他疯的原因以及当初就读黄埔军校第三期，与蒋经国、康泽等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外人却所知甚少;即使家族中人，问到年轻一辈，也多是语焉不详。《战场上的蒲公英》口述王光樾的内容只是一个片段性的大概，而且有的地方极不准确、不真实;特别是有关王光樾的回国时间有关键性的错误。笔者现在根据父辈一代留下的有关文字资料(王光炜：《记胞兄王光樾》;王光德：《家史初稿》)和讲述，补记相关史料作一些分析和推测，整理成如下文字，除了为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历史资料外，也为笔者对逝去的长者聊表一缕祭奠之意。
2、家族记忆(之一)
王光樾，字荫民，1908年出生于遵义老城大仕阁，是家中长子。王家老宅在大仕阁(今遵义会址旁边)深巷尽头，左靠城隍庙，面对祝厘寺。王光樾幼时天性纯厚，但聪敏过人，六岁时即开始在三官楼胡肇基先生师塾发蒙读书。从《三字经》开始，很快就读完了《诗经》、《易经》，不仅能背诵，而且有所理解，为胡肇基先生所惊叹。两年后转入扬柳街模范高等小学(今遵义市文化小学)，依然成绩突出，且练就一手好毛笔字。同街的满清举人蒋二爷是老城名医，十分看重王光樾的聪颖，主动教他读完了《伤寒论》。童年的王光樾兴趣广泛，对书画也有一定的天资，曾以祝厘寺古庙北侧数棵高大的的皂角树的落叶枯枝和寒鸦归巢为背景，设计成图案后，绘刻于竹板上自制了一件很特殊的竹刻工艺品，并题款为“枯树寒鸦”，后来成为家中诸弟妹爱不释手之器物。
小学毕业后，王光樾升入遵义中学堂(前身是遵义老三中，今老城协台坝十一中)读书，所学功课仍是门门优秀。他听老师讲课，不仅精力集中，还边听边摘记要点，写下心得体会;用过的国文、数理化课本，记满了蝇头眉批。而他的四本英语读本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竟然是他用毛笔以铁线文亲手抄录!教堂的外国神父见他聪慧可爱，很是喜欢，闲暇时与之谈论《圣经》，没想到他也能有所领悟，是以惊叹。后来王光樾被人视为“语言天才”，说他应该就读外国语学院之类，其基础大约应该是自此所奠。当时学校常举行有奖考试，他几乎次次得奖。由于他每学期考试总是第一名，因此年年获得免费读书的奖励。一九二四年，王光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遵义中学堂。
这年六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遵义距广州虽远，但黄埔军校却声名远播。当时国民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刚从中学毕业的王光樾思想活跃而又进步，对这所新式军校十分渴慕。于是在家人的倾力支持下，一九二五年春，他与同乡张议远、黄乾坤、陈正常、江纯全等秘密结伴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四人皆被录取。这一年,王光樾刚满十七岁，成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最年轻的学员之一(黄埔军校当时招生简章规定，报考者年龄为18岁至25岁。估计王光樾在报考时虚报了年龄)。在黄埔学习期间，王光樾除了继续展示他的语言天分外，对政治军事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因为他的俄语好到能与苏联顾问聊天，加之能说会写，尤其是还能用毛笔以铁线文方式书写外文，竟开始在黄埔校园内小有名气，尤为军事教官总队长严重先生所器重。及至这年冬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已成了那批同学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出国前夕，一直很器重他的严重还特意赠送了他七十卢布的制衣费(《战场上的蒲公英》说蒋介石对王光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很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大约应是指这件事)。而王光樾知道家中生活并不十分宽裕，于是将这七十卢布兑换成国币后，全数寄回家中。全家收款读信时，无不为之感泣。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光樾常有书信从异乡寄回遵义老家，向家人叙谈他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描述异国风光。当时，他的几乎每一封来信都有亲戚邻里索看，街坊邻居都盛赞其父母教子有方，对其父母也更加尊敬。一九二六年春，王光樾生母冯氏因病去逝，他得知噩耗后，寄回家书，全家读未毕，早已是潸然泪下。然而就在次年春节即将来临的一个下午，其父王也仁突然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教育副官张月波来电，说王光樾由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失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意外的噩耗一时让全家悲痛惶骇，莫知所以。经历了最初的阵痛和思想混乱之后，年仅十六岁的王光炜决意去黄埔军校打探兄长的究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即春节刚过的旧历正月初三，王光炜拜别父亲与众弟妹，踏上了寻找兄长的漫漫长路。他先步行至重庆，然后坐船到汉口至上海，再换船到广州。当他历经困难曲折到达黄埔岛时，已经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了。在黄埔军校蝴蝶岗五期学生大队，王光炜见到了贵州五期的黄埔学员傅作莘(遵义团溪)、郑正(遵义)、张涛(绥阳)以及赵一新等人。当他向他们询问其兄王光樾的情况时，众人皆感震惊，无人知道王光樾留学莫斯科的情况，更不知道他已经回国，竟至失踪。众人见王光炜年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心里都有些悲戚。大家凑钱请他吃了一餐牛脯面后，傅作莘便将余下的钱全数给他，告诉他乘黄埔军校校船去广州到四标营营房，找在钱大均师当连长的张议远，暂时住在他连部，先解决生活问题再慢慢寻兄。
当时正是近代中国时局大动荡之际，张议远所在部队调动频繁，因为军务繁忙，也就无暇与王光炜多谈。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才对王光炜说：我和你哥哥是同乡好友，我们一起考的黄埔，他的下落我知道;他的衣物和部分书籍都还在我这里。王光炜一时很吃惊，因为此前张议远根本没有告诉他知道王光樾的下落。望着张议远有些凝重的神情，王光炜除了惊喜交加，心头也萦绕着一些疑惑。张议远随后又表示，要将这些衣物和书籍交给王光炜，并说第二天带他去见王光樾。
次日上午，张议远带王光炜到了广州东山疯人院，他在对院方说明来意后，便与王光炜坐在院内接待室等候见面。不一会，工作人员带着王光樾出现了。才两年多时间不见，眼前出现的这个人让王光炜悲恸不已;他完全没料想到，早先是那样风华正茂的家兄，眼下竟成了如此一副模样：但见他蓬首垢面，目光无神却又面带怒容，上身穿着一件淡黄色旧棉军衣，下身穿灰色单裤，一言不发。王光炜抢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连声高喊着“大哥、大哥”，哭问他还认不认得他这个弟弟。王光樾有些怔怔地看着他，过了很久，才终于喊出一声“二弟”，但之后就再没开口。王光炜一面流泪替他整理着蓬乱的头发和衣服，一面又问院方医护人员：我大哥是怎样进医院的?这时院方告诉他：王光樾是由永汉马路派出所送来的，来时已人事不醒;又说据警方介绍，当时王光樾横卧马路，欲寻汽车自杀，警察前往查看时，他已经昏厥不能言语，又不知他是什么人，所以才送来医院。这时王光炜还没有时间去想这里究竟藏有什么蹊跷，只是哀恸兄长的悲惨景况。就在他为王光樾拍打衣服上的尘土，扣衣袋扣子时，他突然发现王光樾衣袋内有一张写有钢笔字的纸条。他将纸条拿出来，交给张议远看，只见上面写的字是：
光樾兄，我来看望你，你没有和我谈话。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了，你该高兴吧!我给你留下衣服一件，饼干一盒，请你收用。邓文仪留。
张议远看完纸条后，又将它交还王光炜。王光炜这时对纸条上的有些话含义还不明白;他甚至连邓文仪是谁都不知道。张议远思索了一会后对他说：邓文仪是黄埔军校新的政治部主任，黄埔一期生，他与你哥哥是一起留俄的同学。现在好了，有这纸条，你可以拿着它去找他，他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战场上的蒲公英》把这说成是蒋介石来看望并留纸条，显然是谬传。)
从东山疯人院回到四标营连部，张议远将王光樾寄存在他那里的衣物、书籍和日记本都交归王光炜收管了。两天后，王光炜一人去了黄埔军校，由遵义同乡黄埔五期同学郑正领着去见邓文仪。
“你是王光樾的弟弟?”邓文仪望着他，好像有些吃惊。
“是的，我叫王光炜。”
邓文仪在仔细审视了他一会后，问：“你来见我有什么要求?”
王光炜说：“我想进黄埔军校。”
邓文仪说恐怕不行。他告诉王光炜，因为黄埔第五期才升学，六期学生才入伍，现在没有招生任务。见王光炜失望的神情，邓文仪随后便问他：“你愿不愿意做工作?”
王光炜马上又高兴了，说：“我愿意。”
邓文仪没有过多考虑，很快就说：“那你就在政治部当中尉教育副官吧。”
王光炜闻言，惊骇道：“我自己还要受教育，哪敢当教育副官?”
邓文仪好像有些诧异，望着他：“那你会干什么?”
王光炜想了想，答：“我会写字”。
这时邓文仪笑了起来，随后便在桌上拿了张便笺，很快就写了一张任命王光炜为宣传科准尉司书的条子，让他拿去见宣传科长古有成。因为有邓文仪的关照，王光炜便在黄埔军校住了下来。后来他又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开始从军带兵，浴血奋战抗日疆场。一九四四年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开始向日军大反攻，在惨烈的松山之战中，王光炜临危受命，重新组织何绍周第八军之三零九团所剩疲惫之师攻上主峰，因战功卓越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编号130)，并晋升少将军衔。一九四九年，他率本部参加国民党八十九军在贵州的起义，同时还是贵州整个国民党起义部队与解放军谈判的全权代表。[page]
3、家族记忆(之二)
在黄埔军校安顿下来后，王光炜只要有空闲时间，几乎都在广州东山疯人医院陪伴王光樾。几天后，他又去见邓文仪，说东山疯人医院的条件不好，要求邓文仪想法送王光樾去别的医院治疗。邓文仪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于是王光樾被转到了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时邓文仪又指示王光炜暂时不忙工作，照顾其兄抓紧治疗。大约过了半个月，王光樾的病情开始有明显好转，不但能说话，而且对王光炜尤其亲热。
邓文仪知道王光樾能说话后，一次偕夫人到医院看望他。他们互相交谈了几句话后，邓文仪很高兴，转身对王光炜说：“你哥哥的病好转了，可以出院回黄埔军校养病。”次日，王光炜护送王光樾离开医院，登上摩托艇回黄埔军校。当他护着兄长来到西堤天字码头登上邓文仪的电船后，邓文仪和一个戴墨镜留过俄的姚教官也上了船。船行驶大约十来分钟，不知何故，王光樾突然在邓文仪脸上左右开弓打了很重的两巴掌。就在邓文仪摸着脸怒吼“王光樾”时，王光樾不仅没有回话，竟然转身又打了姚教官两记耳光，把姚的墨色眼镜也打落下水中。王光炜见状惊急不已，一下抱住其兄两臂，无比惶惑。
船到黄埔军校校门码头，邓文仪很生气地上了岸，嘱咐王光炜护着王光樾住进俱乐部工作人员室，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三天，王光炜和王光樾又被转到岛上曾经关押过梁鸿楷(早年忠诚跟随孙中山的著名爱国将领，1954年12月病故于台北，终年67岁)的屋子里。几天过后，邓文仪以学校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函，将王光樾送进了广州沙面芳村市立精神病院;王光炜则回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从这以后开始，王光樾又成了精神病院的病人;王光炜则因为工作繁忙，再不能像之前那样天天陪伴自己的大哥，只能抽空前往医院看望。一九二七年秋，王光炜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之后辗转各地，不但再也没有时间照顾王光樾，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当年与王光樾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的三期同学黄乾坤任贵州省驻广州办事处处长，知道王光樾在广州芳村精神病院后，便去看望。谈话中，王光樾对黄乾坤说，自己没有病，要求他帮助自己出院回家。黄乾坤感觉他病情已有明显好转，便以办事处名义为他交了一笔不菲的医疗费用后，要求院方放他出院。在经过一番交涉后，医院终于同意了。
王光樾出院后，独自一人由广州到了南京。这时王光炜还在黄埔七期(1927年，“黄埔军校”已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又迁校至南京)学习尚未毕业。因为事先毫不知情，所以面对兄长的从天而降，王光炜实在是惊喜万分：这是我的兄长吗?你看他西装革履，精神焕发的样子，哪有一点疯人迹象?但接触几天后他又感觉，家兄的病并未彻底痊愈，因为言谈中他有时又有些语无伦次，眼神显得呆滞。见此情形，王光炜便写信给父亲，要三弟王光晖(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十三期毕业，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八十九军在贵州起义)来南京，将家兄接回遵义老家慢慢调养。不久，王光樾在三弟王光晖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回到了遵义老城。
一别数年，重回老家，王光樾早已不是当年世人眼中的那个少年书生形象了。他鼻梁上多了一副金丝眼镜，往日的灰布长衫换成了浅色西装，最奇怪的是，他与人说话时，常要夹带着一两个谁也听不懂的外文单词。有人从他的言行里察觉了某种异样，但又充满疑惑，觉得那不大可能。只有他的父亲王也仁(生于1890年，卒于1949年，曾任遵义文化镇镇长，文化镇即今遵义老城;抗战时，被举荐为遵义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领导人。能诗文，撰有《官井序》等)心里明白，他的这个大儿子此时还是个有病在身之人。王也仁的心情比较矛盾，在他看来，王光樾虽然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但也仅限于某些时候思维混乱、说话做事有违常理而已。这时候的王光樾生活上还能自理，他不仅经常一个人在家中庭院的皂角树下练习哑铃，保持军人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且没有丝毫暴力倾向。他喜欢一人关在房里大声朗读外文，高声唱歌，唱的什么歌，当时家人都不知道。直到多年后，她的妹妹王光德(1927年生，遵义县第一小学退休教师，现居遵义市)进省高读书，才知道她小时候跟兄长学的那首歌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代。“九一八事变”前的某一天，康泽不知因何事来到遵义。王也仁当时并不知道康泽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当他被通知去见康泽时，才知道面前这位神秘的大人物竟是他儿子王光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康泽告诉王也仁，他此次来遵，除了公务，还肩负了蒋介石的私人所托，就是慰问王光樾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母。王也仁闻言，惊喜交加。特别是看到康泽代蒋介石所赠的100大洋，心里真是感激不已(《战场上的蒲公英》说蒋介石对王光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很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应该是这件事的谬传)。整个会面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这期间，王也仁几乎一直处在感激不已的状态，除了详细回答康泽的问话外，他完全没有向康泽打听儿子这几年离家在外的情况。直到回家看到儿子，王也仁才发觉这次会面的某种异样：这康泽既然与儿子是黄埔同窗，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异国求学，怎么不到家中来看一看他的同学呢? 经过仔细回忆，王也仁又发现，这个康泽最关心的是他儿子目前的情况：比如什么时候发病，发病后是什么样子，平时的生活状况，等等。但是，当王也仁详细告诉康泽，王光樾的病并不是很厉害时，康泽的脸上却好像并没有什么喜色，依旧用他不紧不慢的口吻说：病情虽然不是很重，但也要抓紧治疗，国家现在正急需人才，像王光樾这样优秀的人如果不是有病，国家是不会让他闲着的。
康泽离开遵义不久，一天，突然有人来到遵义老城大仕阁王家老宅。王也仁见其人西装革履，谈吐文雅，又是受康泽委派前来为自己儿子治病的医生，顿时惊喜不已。尤其是听说国外现在已有医治此病的新药，儿子只要按时服用此药一个疗程就能痊愈时，王也仁更是欣喜万分。但令人意外的是，儿子服用完一个疗程的药后，病情非但未有好转，相反却恶化了。
王也仁是慢慢发现儿子病情变得蹊跷的。以往，儿子虽说有些精神不正常，但总还勉强算是一个谈吐文雅的人，只是言行有时显得不合常理而已。现在，儿子的性情好像完全变了，说话不仅变得迟钝缓慢，而且言不及义的现象非常严重;最让人惊骇的是，他有时还会突然出现暴力倾向，打砸自己房间的器物。
王光樾的病况不仅让家人吃惊不已，也让街上的左邻右舍早先的判断得到了验证：王家这位进过黄埔军校、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的大儿子现在已成了疯子。人们惋惜不已，同时有好心人开始介绍能治这种病的医生为其治病。王也仁一时病急乱投医，凡是朋友介绍上门为儿子治病的医生，他都抱着侥幸心理让其为之疗治;甚至相信一些偏方的疗效。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王也仁甚至听信江湖医生的话，让王光樾生吃过两个死刑犯的脑髓。王光樾拼死不从，王也仁就让家人将他绑在院内的那颗皂角树上，强行往他嘴里灌。也不知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王光樾在这之后病情竟有了某种好转：他不再像此前那样不分时间地点发疯了，而且，每当他感觉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他甚至会向家人要求吃碗羊肉粉，然后自觉离开妻子的房间，走进自己栖身的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再不出来，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了将近十年。开始，他独居小屋尚能控制自己，不乱砸东西，但后来逐渐不能控制。王也仁无奈之中，只好用铁链琐住他手脚，于是他就开始撕扯棉被;以至后来他用的棉被，全是用麻绳以密集的针脚缝纫而成。一九四九年王也仁病逝，王光樾的病情随之也开始愈来愈恶化，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在小屋里乱解大小便，以至家人都怯于走进那小屋。一九五四年，他终于病逝在遵义老城家中。
王光樾当年在遵义老城十分有名，今天健在的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他那时疯疯癫癫在街上用粉笔流畅书写外文的情景。大约是抗战初期，他与继母从老家带出的侍女苏洪聪结婚，先后养育过三个儿女。但令人悲戚的是，他的长男余炉和次男佑诸(名字为其父王也仁所取)，不幸分别在六岁和三岁时夭折;所幸三女明媛长大成人，后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系。明媛生有一子，名宁磊，为医学博士，现母子定居在上海市。
王光樾缘何而疯，坊间有一些传说。笔者先父在世时，曾听他说过一个版本，大意是：王光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后，在上海或者是广州应邀赴过一次饭局，回到住所不久，人就变得癫狂了，所以怀疑是被人下药谋害。现族中所存的唯一的文字记载，是王光樾的弟弟王光炜的亲笔回忆。在这篇《记胞兄王光樾》的回忆录中，结尾处他写到：
至于光樾究竟因何得病，至今仍系未知之迷。至于他为何先于其他留苏同学单独被“护送”回国，在张议远交给我光樾寄存的衣物中一本日记里有如下一段记述：大意说他在两个俄国“护送”人员的“护送”下离开莫斯科，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到海参崴换乘轮船回国时，他要求搭乘由海参崴直航广州的海轮，而两位“护送”俄人坚决不同意而购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到上海后再换船去广州。上海当时尚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光樾被两位“护送”俄人挟持上船，到达上海停泊吴淞口海面时，即在船上看见孙传芳海检武装人员乘检查艇破浪向停轮驶来，即将靠拢他乘轮登船检查之际，两位俄国“护送”人不辞而别秘密离他而去。在此紧急关头，他为了保密避害，在孙传芳海检人员尚未登轮之前，将他携带留俄同学交给他上交中央的报告和信函与书籍全部投入海中，虽避免了遭捕的厄运，但他自觉有负留俄同学重托，感到十分痛心，精神压力很大。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广州四标营张议远连部，接过张议远交还光樾衣物书籍中，发现这本日记本后翻阅到这篇日记，看到了这段记述，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至今尚能记忆上述内容。这本日记本我珍藏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我与妻淑华到南京寄居华侨路郑正藏书屋时，与光樾部分书籍一起放置在郑正书桌上，被郑正之弟郑导民翻阅后遗失，我为此长期耿耿于怀。[page]
4、回望历史烟云(与康泽有关)
寻幽探秘王光樾缘何而“疯”，康泽是一个必须要提到的人物。
王光炜的记叙应该是可信的，但有一点他没有写明：危急中，王光樾“将他携带留俄同学交给他上交中央的报告和信函与书籍全部投入海中”，这个“中央”究竟指的是“共产党中央”还是“国民党中央”?虽然蔡智诚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说他“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这也符合早期黄埔军校的实际——但根据这批留学生的构成情况和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的一些活动情况的分析，王光樾“投入海中”的很有可能是准备上交共产党方面的资料。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俄文全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苏联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一所特殊学校。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开办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人才。学员的录取主要是招考方式，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约30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先期三十名学员则由国共两党各自择优选送，其中黄埔军校第三期选送了十五名，王光樾有幸入选。但他是被共产党选送还是被国民党选送现在无法得知，根据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例如成了疯子后常在老家唱《国际歌》等举动——推测，他有可能是由共产党选送;即使不是，后来也应该倾向于共产党。康泽也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但他是为国民党选送。根据康泽“文革”前所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这三十名学员(除黄埔三期的十五人外，其余为黄埔一、二期学员和其他人)在广州乘船先到海参崴，然后坐火车经西伯利亚，于十二月底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到校后，学校随即将他们编成一个教授班开始上课。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班级，人员构成除上述鲜明的党派特征外，还有一批当时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邵力子的儿子邵子纲等。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当时刚满十五岁，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蔡智诚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说王光樾因其语言天赋被蒋校长看中，于是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依理推测应该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并不是一个平静的港湾，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首形成的苏共党内两派，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重大分歧，矛盾不断激化，直至广州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先后登上中山大学的讲台，就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国民党问题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现场回答中大学生的提问。斯大林虽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但托洛茨基在学校的影响也非常大。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不但是主持人，而且还作了精彩的演讲。这位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诙谐的语言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茨基这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讲话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不仅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选派的学生对托洛茨基其人和理论深以为是，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深深影响了其他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到十六岁的蒋经国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至“四·一二”事变后，他又发表公开声明，还在公开场合一次次高喊“打倒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
王光樾在苏联是否与蒋经国关系密切，或者来往较多，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信的文字记载;但康泽与王光樾肯定相识，因为这个班只有三十人，而且二人还是黄埔三期的校友。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康泽“文革”前撰写的回忆录中，他有名有姓记载了这个班将近二十个人的名字，但却绝口不提王光樾。而王光樾在班上显然又不是那种默默无闻的角色，仅以他被两个神秘的俄国护送人员专程“护送”回国，就至少说明其中有很特殊的原因;而这样的遣返或者“护送”，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更何况，在王光樾刚回遵义老家不久，康泽还亲自到遵义召见过其父王也仁，代蒋介石转赠过100大洋。康泽离遵不久，即有神秘的医生来王家老宅登门为王光樾送药治病，王光樾的病情也因此急剧恶化，直至后来愈来愈严重，终至无可救药，都让人十分怀疑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联想到康泽比黄埔六期的戴笠资格更老，同为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蒋介石最器重的爱将之一，笔者就总是忍不住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康泽的“健忘症”是不是还有很重要的隐衷呢?生活中，一个人要将某些秘密带进棺材，从情理上讲，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王光樾后来疯得那样彻底，与康泽有直接关系吗?作为国民党从事特务工作，差不多是日理万机的一个很特殊的大人物，康泽仅仅为一个昔日疯了的同窗，会专程前来遵义看望，并代蒋介石转赠重金慰问其家人?
王光樾必须彻底成为疯子，会不会与蒋经国有关呢?《战场上的蒲公英》说王光樾被蒋介石看中，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而蒋经国当时在苏联“左”得无以复加，风头出尽，因而滞留苏联十二年，直到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后才回中国。联想到这件事，笔者总觉得这之中很可能有某种十分微妙的关系。
4、回望历史烟云(与邓文仪有关)
王光樾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左右被三弟王光晖接回遵义老家时，他的病情显然不是很厉害，很可能是间歇性的，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控制。这一情况不仅他知道，将他从广州市芳村精神病院接出来的黄埔同窗黄乾坤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否则，黄乾坤不会让他独自一人从广州到南京去找王光炜。现在看来，在王光樾被视为疯子的最初那半年，他的记忆应该还残存了很多内容，只要有相关的人事去触发它，它就会苏醒，哪怕是朦朦胧胧的苏醒。一九二七年五月，邓文仪和那个戴墨镜留过俄的姚教官在回黄埔军校的船上被他“无缘无故”打了两巴掌，应该就是很清楚的证明。
但是，王光樾为什么会打邓文仪呢?
邓文仪(1906—1998，字雪冰，湖南醴陵县浦口镇人)也是王光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但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而且是为共产党方面选送。他离开苏联的时间稍晚于王光樾，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才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马上倒向了国民党，并受到蒋介石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以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著名的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和康泽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重要成员，属于坚定的反共派，后来去了台湾。一九九0年，邓文仪由台北第一次秘密来到北京，受到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邓小平以及原黄埔军校同学徐向前元帅在人民大会堂内历史性的首次接见。其后一直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一九九八年去世。
王光樾与邓文仪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但两人当年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分歧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阂。当时中山大学约300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左派分子包括共产党员就有200多人，国民党顽固分子仅70人左右。在众多左派分子和共产党员中，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见之争分成了两大派别。邓文仪当时显然是紧跟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在一九二七年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中国;而王光樾则很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所谓“托派分子”，否则他不会被单独提前“护送”回国，因为这时斯大林已成为联共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两派留学生当年争斗激烈，最过激的举动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这一天，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盛大活动，少数同情联共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走到检阅台前的时候，公然当着斯大林等人的面，不顾死活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以至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后，在中山大学以及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学生的校园里，马上开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的严厉斗争。那些参加过托派活动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遭了殃，不是被立即送回国内，就是被关押和流放西泊利亚。
王光樾此前已经离开苏联，而离开的原因是什么，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但能够推测的原因好像也只能用“政治斗争”去解释，否则他不会被专人“护送”回国——而且轮船一进入上海吴淞口，在孙传芳海检武装人员即将登船检查之际，两位神秘的俄国护送人员就会不辞而别，秘密地离他而去，这一切都很像是事先有约。王光樾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其知名度也许达不到《战场上的蒲公英》中所叙述的程度，即所谓“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但肯定也不会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他和邓文仪的政治分歧，应该也是源于“拥护托洛茨基”或“拥护斯大林”的尖锐对立。因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当时对中国革命由谁来领导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还在讲演中坚定不移地反驳托洛茨基对他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讲演是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斯大林当时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左派、右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
但很讽刺的是，斯大林的这次著名讲演结束仅一个星期，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事变”。 斯大林的脸面显然是丢大了，所以他狡猾地压下了这次讲演，并且让其记录消失，以至托洛茨基为看不到这个记录件十分痛苦而心有不甘，所幸当时的《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讲演，后人历经艰难才看到了这个珍贵的文本。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苏共高层有关中国革命的激烈争论和巨大分歧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后来从中国留苏归来的学生那里看到这些记录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材料时，他才发现自己是怎样被斯大林“出卖”的详细情形。他痛苦地发现，他此前一直被斯大林指责的见解，恰恰是斯大林当时持有的见解;他完全成了斯大林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正因为这样，他立即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见《现场中国五十年(1900—1949)》，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版。转引自光明日报社《书摘》月刊2012年第6期《美国记者伊罗生》一文。】
因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分歧，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分化也日趋严重。王光樾离开苏联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底或次年初，而此前此后，托洛茨基的一些讲话和论文，都有中国留学生冒着巨大危险偷偷带回中国。由此看来，王光樾当年仍进大海里的“信函等资料”极有可能就是类似资料。从邓文仪是一九二七年三月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中国的情况看，他明显是“紧跟斯大林”的。王光樾在苏联虽与他有政治分歧，但毕竟还是“党内之争”和朋友之争;但现在邓文仪摇身一变却成了蒋介石的红人，王光樾岂能心静如水?他在船上突然怒打邓文仪，其意识应该是比较清醒的：至少，在邓文仪第一次来医院见他后，他应该在事后从少不更事的王光炜那里知道了邓文仪现在的显赫身份。所以当邓文仪和这个“戴墨镜留过俄的姚教官”出现在船上时，他一定想起了某些往事才情不自禁地要动手打人。至于究竟是什么事，现在只能推测。比如说，他鄙夷愤慨邓文仪一回国就背叛信仰，投靠蒋介石——有这种可能吗?
5、最后的疑点
王光炜晚年在回忆录中记叙王光樾是被两个神秘的俄国人“护送回国”的，《战场上的蒲公英》则说他是“奉召回国”，原因虽有出入，却也有相同的地方：王光樾因为某种原因提前回国了。不同的是，后者说他在把随身的行李扔进海里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了，而且“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而王光炜在《记胞兄王光樾》这篇回忆录中却从未说过王光樾是怎么疯的，只说他在仍掉信函等资料后“自觉有负留俄同学重托，感到十分痛心，精神压力很大”。
现在姑且不去探究王光樾缘何而疯，笔者始终没有搞清、也无法推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王光樾最先“疯”于何地?因为这牵涉到一系列问题，例如谁最先发现他“疯”;假定他“疯”于上海，又是谁送他到的广州的(难道就不会是在广州“疯”的吗);张议远作为他的同乡和黄埔同学，又是怎样得知他“疯”的——如果王光樾早就“疯”了，他怎么还会将自己的衣物和书籍日记寄存在张议远处?在见到王光炜后，张议远为何只字不提王光樾缘何而“疯”等他应该知道的情况——是因为他觉得十六岁的王光炜当时太年轻而有顾虑吗——因为如果他有这方面的介绍，王光炜绝不会在《记胞兄王光樾》这篇回忆录中留下让人狐疑不已的困惑。
所以，笔者推测，王光樾在上海不太可能“疯”，他的“疯”极有可能是在到了广州之后。《战场上的蒲公英》说他在船上已被打“疯”显然不是事实，《记胞兄王光樾》说他将准备“上交中央的报告和信函与书籍全部投入海中”后精神压力巨大则明显符合逻辑，因为如果他此时已“疯”，显然不可能事后还在写日记，记叙当时的情景，并为之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要确切知道王光樾最初“疯”于何地，缘何而“疯”，他的同乡黄埔同窗、当时在钱大均师当连长的张议远很明显是个重要人物。根据他见到王光炜后绝口不提王光樾变成“疯子”的相关情况，以及那时在某些场合流露出来的某种隐忧心情分析，他应该至少知道一些很重要的情况;例如王也仁最初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教育副官张月波来电，说王光樾由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失踪时，他当时是否已经知道王光樾被关在广州东山疯人院了呢?可惜的是，张议远与王光炜自广州分别之后，从此便杳无音信，他所掌握的那些情况王光炜再也无从知晓;历史将困惑永远留给了生者。
其实，困惑虽挥之难去，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王光樾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综合许多方面的人与事去分析，很明显是因为政治原因人为所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