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兴趣广泛的原因，自己在阅读多数书籍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带着走”。也就是说，一旦书中某个知识点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或是有一些新颖的术语、名词之类，就会被吸引住，而且很容易被拉入到该书的专业逻辑中。

这样的好处在于，涉猎面广，容易搭建起米尔斯所言的“社会学想象力”，因此，在遇到某些问题时，即使自己不是太懂，总也能东拉西扯地谈上几句。但是，坏处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字：“乱”。

中国古人提及学问，关键词之一就是“章法”。经史子集，为何要先从“经”开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学者在做学问之前，建立起良好的“思考框架”，框架搭好了，后面再怎么变，也就“不离其宗”了。

相较而言，现代学人在真正踏入学术圈、开展研究之前，更容易“乱”。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近年来现代学术体系中“跨学科”趋势的增强。西学东渐，自不必说，是我们这类在既有学术传统发展过程中遭遇现代性“侵袭”的国度，所必然遭遇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临着与五四前辈们同样的困境，即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资源之间形成嫁接与互通(事实上，多数新进学子，在接触本学科知识时已然是抛弃了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而采纳了西学的体系)。

而论及“跨学科”趋势，不得不说的就是学术圈的“时尚”之说。学术确实存在“时尚”之说，按通俗的说法，是人人都“喜新厌旧”，按库恩的说法，就是“范式革命”，而按知识社会学来说，就是知识本身需要不断适应生产知识的社会的变迁。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种趋势，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时尚”之风的体现：一来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必须调整现有的知识地图来描述和解释我们的生存现状，二来是学术共同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引领时尚”来实现学术圈地)。

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我们的阅读也变得极为飘忽。

据闻，国内有些高校比较注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毕业院校的出身，如果是自本校的本科开始，一路读下来，便值得优先考虑。这样的作为不免有些“近亲结合”之嫌。但是，从“养成”学术传统的角度来说，确也有其合理性。这里的“养成”意味着，经过一系列学术训练以后，你具有了一定的眼光、一定的“思考框架”，也就是具有了一定的“专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接触其他学科的东西，你就自然而然可以将之吸收进自己的框架中，转化成自己研究的养料，而非扰乱既有研究思路的“病毒”。

事实上，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籍是，自己要多留心问一个问题：与本学科既有学术体系的关联为何?

这个可以参考郑也夫的《阅读生物学札记》中的首篇《阅读生物学的意义》。其基本框架即可被视为跨学科阅读的一个典范。

(1)学科相似性：郑文中第二小节的标题即为“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似特征”。这需要对本学科和其他学科各自的特点予以明确。

(2)学科史上的交叉：郑文中第三小节的标题为“学习生物学思想的社会科学家们”。学科思想史是一个积淀的过程，在这种积淀中，一方面受到学科本身内部逻辑演化的驱动，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借鉴也是一种“刺激”学科发展的方式(最典型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西方学术史上的发生)。

(3)追述意义。虽然，郑文也同样给出了生物学的某些借鉴意义，但是，在描述上太过抽象。好在这只是一种阅读札记，不必深究太多。其实，有时，意义的发掘是需要一个过程，是要等到自己的阅读，不论是本学科还是跨学科的阅读到达一定程度，才可能明确的。所以，意义的获知不必强求，倒是上述两点值得细细推敲。

另外，稍稍复杂一些，则可以多问几个具体的问题。

以李耘耕、胡翼青的《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为例，其在编排体例上，其实也是有意识地塑造了传播学的“专业性”，即在每一个思想名家的简述中，都提及了其对传播学科的贡献。这种贡献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思想;方法;学科建制(学院建设、专业设置、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等)。

(1)思想贡献：即其他学科书籍对本学科理论体系的贡献，包括概念、术语的引进和影响。当然，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事实，诸如麦克卢汉明确声言自己的思想受伊尼斯的影响之类，在某些交叉性上，或是本学科的某些理论明确来自其他学科等。

(2)方法贡献：诸如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之类。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这一点的实例就是，在传播学创立早期，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明确运用了社会学的研发方法等。(另外，诸如麦克卢汉借用文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可以算作此例，不过，这一点似可以进一步深究)

(3)学科建制。这里稍稍强调是本学科内的影响，不过，如果在进行跨学科的阅读时，可以注意的是，学科建制的完善先后顺序之类，事实上，学科建制本身也存在这“创新的扩散”现象，因此，可以追述本学科对他学科在学科建制上的模仿过程。

参考文献：

李耘耕、胡翼青.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郑也夫.阅读生物学札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