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类学家金光亿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是韩国“中国研究”开创者。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担任终身教授期间，他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曾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09年金光亿教授被韩国授予“国家杰出学者”奖。五年前，他受邀到山东大学任教，并成为山东省“荣誉公民”。

近日，他在清华大学分享了他题为 “绊侣（Uncomfortable Companion），人类学和文化遗产实践”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韩国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旅游开发为例，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现有实践的不足，他希望人类学家能够在文化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下内容根据金光亿教授接受记者专访和现场讲演整理。

金光亿

羡慕中国人类学的悠久传统

费孝通是中国人类学领域最重要的名字之一。我很羡慕中国，比起韩国，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传统，胡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等，都是名扬世界的人类学家。而韩国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有人类学。1950年到1953年那时还有战争，朝鲜半岛被破坏。到了1960年代初，政治不稳定、经济衰败，到1970年代初，韩国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我去英国的时候，每个人去国外只可以带出去1000块美金，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去首尔一个有很多华人的唐人街换的钱。

我在首尔大学学的是德文系，那以后对人类学很感兴趣，所以在牛津大学毕业的时候拿了两个学位，德文系和人类学。我在首尔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当时系的名字是考古人类学，这个名字起得不好。

和费孝通的趣闻

1970年代初我们都和费孝通没有联系，虽然知道他在中国，但是我们不能来中国。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韩国政治不稳定，朴正熙当总统，那时候年轻人批评政府，怀疑国家要到哪里去。我和几个朋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好奇，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们就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在当时的韩国是很危险的。

相比于哲学和社会学，我更喜欢人类学，因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里，而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了解真实世界各式各样的人，了解不同的人如何结合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费孝通先生的书对我很有启发。但是1960年代的韩国还不能公开谈论中国，费孝通先生的书也是禁书，封面上的作者一栏写的是“费通”。

1988年我去哈佛大学当教授，费孝通恰好也去麻省理工访问，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韩国在1988年开奥运会，我主持人类学的会议，我就邀请了费孝通、林耀华等。1990年我去中央民大，再看到他，很有意思，他的名片上只印了费孝通三个字。从1990年开始我就去山东做田野调查，当时研究华南地区的多，所以我就去研究华北地区了。虽然过去20多年我都在研究中国，但是我的发表并不多，因为我觉得我了解的还是很浅。

韩国社会很重视人类学

韩国是很小的国家，面积是山东省的一半，人口只有4000多万（编注：韩国的面积实际约为山东省的三分之二，人口约5000万），而我们有200多个大学，而且每个大学里面都有人类学概论这门课。我还记得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通识课还是哲学概论，而现在哲学概论已经被换成了人类学概论。韩国大概有十六个学校拥有本科生到博士生的人类学系，很多学校的人类学系是在社会学系里面或者国际学院里面，或者是企业管理学院里。韩国人类学会有200多个人（都是博士学位）。

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变化中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在1990年代以前，经济和管理专业被看得很重要，慢慢地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到了1980年代社会学突然开始被重视了。1980年代韩国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开始依赖社会学。

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的高分学生会优先选择法律、经济、还有人类学。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变化中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另外就是我观察到，2000年以来，社会学的重要性下降，人类学的重要性上升。韩国人开始谈生活的质量、社会的质量。虽然现在在中国，我们看每个人的生活都比20年前丰富，比如私家车、手机的普及等等，物质生活质量很高，但是中国全社会的（文化的）质量恐怕并不高。从社会结构方面看、还有很多方面不够好。

韩国企业重视人类学的功能

除了在大学、政府，在三星、现代这样的企业里面也有很多人类学家。因为这些企业也开始认识到人类学的重要性。

大概二十年前，韩国某个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是我的高中学弟，他有天找到我，他说在法国化妆品公司看到很多人类学家在那里工作。我们讨论，为什么除了化工专家，还有人类学家呢？这是因为法国的化妆品是要提供给全世界的，化妆品的制造工艺和方法是化工学家负责，但是要卖到印度或者其他国家，还要考虑美人的标准、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喜好的味道，甚至对瓶子形状的偏好差异了。这个就是人类学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再给你们分享个趣事。1993年我来北京的时候，韩国的巧克力派在中国很受欢迎，好丽友和乐天两家公司在竞争。当时好丽友的盒子是红色的，乐天的盒子是素雅干净的白色。我跟乐天老板说，两个月以后，春节的时候应该把盒子的颜色变成红色。可是他认为我是考古人类学家，所以不听我的，如果我是企业管理学，他可能就会尊重我的意见了。

果然春节的时候，好丽友的牌子就卖的很火，乐天就卖的不好。在中国，春节的时候一定是送红色的。所以巧克力派背后的文化和品质一样很重要。现在的企业家要看文化教科书，而不是企业管理的书了。比如去印度的话，也要研究他们喜欢的颜色，种姓制度等等。清华大学景军老师参与编写，詹姆斯·华生的那本《金拱向东》的研究，就分析了全球各地的麦当劳是如何跟当地的文化结合的。到今天这个研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也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企业管理学院的必修书目。

现在在韩国，人类学是很受欢迎的，像我，每年都被邀请去三星、现代等公司去给他们培训。我擅长的是中国市场的问题，也有擅长东南亚问题的专家被邀请去讲东南亚社会的情况。据我了解，在韩国现代汽车公司里面，汽车公司总部里面也设置有很多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往往是依托人类学的。你知道LG手机曾经在和诺基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当年LG和诺基亚在阿拉伯市场竞争，LG 手机最先推出了一个功能，在手机上提醒礼拜的时间。阿拉伯国家的人在全球做生意，无论去到哪里，他们的朝拜都还需要朝着麦加方向。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方向的问题，LG都考虑到了，诺基亚的手机却没有做到，这也是他们在阿拉伯市场输给LG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现在在山东大学的任期已经满了，很多学校希望我去，但是我其实想回韩国。一个是因为我在中国仍然不习惯。

韩国有儒教传统，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学者，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最高，第二是法官，第三是政府行政管理官员。

另一个就是中国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不受重视。中国大陆的图书馆看不到最新的资料，我的学生写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献，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当然自然科学很重要，而且他们的研究需要很昂贵的设备。但是我认为人文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在本科期间也要学习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