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文化”与“全国文化中心”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北京文化”属于一个区域文化概念，系指从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到民间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至于精神生活等若干层次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演变、绵延，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无论怎样的政治中心存在，它都存在着，不会有根本的彻底变化。而“全国文化中心”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它并不必然具有与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关联的民间习俗、伦理道德作为支撑，甚至每一次重新建构基本上不触动这个层面，而更多地诉诸制度、法规、宗教、价值观、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等层面。“北京文化”和“全国文化中心”各自具备自身的特征、活动规律，并非关联密切的联合体。解放以来，“新北京”建设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对“旧北平”封建文化的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具有以全新的思想文化来重建全国文化中心的意志。研究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问题，需要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思想视野。
［关键词］文化观念；全国文化中心；方法；北京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2002707
在较长历史时期，人们都会在各种场合提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这一问题，它已经成为当今首都文化建设的热门词。然而，在使用这一说法的多数时候，存在着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把这个表述作为一个纯粹当下意义的所谓“规划”“远景”“任务”等，而忽略了“全国文化中心”存在的历史含义，即：从近期看，它是新中国建都于北京以来一直致力首都建设的中心工作，并被赋予了崭新的政治思想内容和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从远期看，元明清至民国前期，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内涵定位。二是都在有意无意地混同使用着“北京文化”与“全国文化中心”这两个概念，“北京文化”即“全国文化中心”，似乎不言而喻，认为它们属于同义互用。但是，认真反思一下，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个差异的间隙，存在着破解当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这一命题的基本理路，我认为破解这一问题对于当下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参考，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即从廓清这两个概念入手，试图提出研究“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理念和方法。
一、廓清两个概念
“北京文化”和“全国文化中心”这两个经常被并举的概念，涉及我们当今面对的“全国文化中心”这个问题如何提出、在什么意义层面上提出，也就决定我们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本文的观点是：“北京文化”与“全国文化中心”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北京文化”属于一个区域文化概念①，系指从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到民间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至于精神生活等若干层次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演变、绵延，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无论怎样的政治中心存在，它都存在着，不会有根本的彻底变化。而“全国文化中心”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每一次政权更迭，都需要申明自己的文化政治、制度设计、思想观念、价值观等，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莫不如此），它并不必然具有与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关联的民间习俗、伦理道德作为支撑；甚至每一次重新建构基本上不触动这个层面，而更多地诉诸制度、法规、宗教、价值观、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等层面。“北京文化”和“全国文化中心”各自具备自身的特征、活动规律，并非关联密切的联合体。“北京文化”不等同于“全国文化中心”,而“全国文化中心”也并非“北京文化”的全部。
（一）关于“北京文化”问题
北京之存在，若始于先秦“蓟”“燕”之说，则有3060年之久，若是以公元938年辽代在北京建立陪都、号南京幽都府、开泰元年改号析津府为起始，则有1077年（938-2015年，中间存有短暂的时间建都别处）建都史。对于区域文化的北京文化研究来说，它的经典命题是属地性质的，即在区域的地理水文、博物气候、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日常生活、风俗礼仪等，以及作为本土作家、艺术家对民族文学艺术的贡献。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相当于当下“北京学”研究的范畴
李建平先生提出一个编写《北京人物志》是否收入非北京籍人员的问题，对于这个论题具有典型性。参见文献［1］。。
“北京文化”在共和国60年里作为文化建设的术语之提出，缘自作为区域文化的北京文化自觉。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与这一时代思想启蒙密切相关，总体特点是各区域文化民俗和历史独特性浮上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解读关系中，从而解决了人物性格和命运解读的意识形态单一性问题。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社会生活区分为若干层面，例如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公共关怀、价值观（永恒的和当下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民俗习惯、历史意识等等，那么，以上文学指向的，是沉淀在人们行为和感性下面的北京人永恒性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民俗习惯和历史意识，而不再指向当代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和公共关怀系统。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北京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自觉意识在学术界开始形成。
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北京文化的属地性质与其建都之后作为全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代表性问题。这一问题在辽金时期似乎并不明显，金中都时期北京区域的文化并非代表着中华文化全部特征，而仅仅具有这一区域中华文化的特征，关于这一点似乎不需要过多论述。但是，元代作为首都的北京是否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典型特征，以及明代北京具备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进程怎样（万历——嘉靖年间）？它与其他区域文化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尚未被充分讨论。而有清一朝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它所代表的文化权力与江南士林的权力关系如何？它作为一个文化中心的性质与明朝之文化中心有着怎样的区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不过，无论怎样，上述问题只是北京作为有限度的区域政治中心（辽金政权）和作为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元明清政权）的文化代表性尺度问题，作为区域的北京文化并非受这个政治格局的影响。无论怎样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北京区域文化都生存着、绵延着，养育着这一方水土。事实上，每一个政治中心的存在和更迭，都会对北京区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积淀下一个政治中心具备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我们在当今的北京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里可以看到），这些有利于北京区域文化的绵延和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元明清三朝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文化建设，与北京区域文化具有怎样的关系、从北京区域文化吸纳之文化元素有哪些？则鲜有论述。不过，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938年以来的北京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作为皇朝文化研究成果的中央文化，它具有封建国家文化的身份性质；另一方面作为区域文化而存在的北京文化，具有全民性特点。1911年以来封建王朝文化失去统治地位，北京文化在其现实性层面上基本失去了它前一个方面的代表性，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区域文化身份的特征。应该特别提出一点，在元明清三朝北京文化拥有皇朝文化身份特征的历史时期，它与这一区域文化处于一种非融合关系，并未形成彼此融合互渗的局面，这与封建皇朝文化性质是一致的，值得特别注意。
（二）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文化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文化，属于非地域性文化，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我认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正统性随朝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其一个时代的文化中心认同，而不是中心内涵一贯制。
自“国家”形成以来，都城所在即王权所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盖因“国家”即秩序、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发”之“牵”，即在首都。王权的内涵基本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文化作为政策、制度，依附于政治权力，而作为一种普泛的行为方式则浸润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因此，都城所在，即全国文化中心所在。这个格局，自先秦到晚清，基本如此；而欧洲传统国家（从古罗马到近代英法德意俄等国家）体制，也基本是这个格局。这个格局决定了“全国文化中心”的鲜明国家政治特点，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超越了都城的地域局限，着眼于全国、着眼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正是因为各个时期政权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因而其统治方式也各异，因此表现在文化层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我说“全国文化中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其正统性随朝变化。
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都城，其“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具有特殊性。金元两朝之特殊性自不必说，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位置，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有清以来，因为民族矛盾的原因，北京与南京、燕京与江浙之间便存在着在朝与在野隐隐的文化对峙；随着江浙经济近代的发展和繁荣，儒学士林文化的根基牢固稳定，成为儒士文人心之所向。而北京作为皇朝文化的所在，也保持其形式上的正统地位，南向而威。不过，这个局势在1840年后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是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事实上导致了江南向外开放，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上、社会上的变局，作为政治权威的清王朝处在衰落的态势，而江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上扬，“东南互保”即是这个态势的典型表现。二是鸦片战争以后，江南经济和产业获得巨大变化，成为经济发达区域，这表现在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商业市场繁荣多个方面（关于这一点，从1840年后的全国经济态势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来）。因为上述两点，在江浙地区以苏州、无锡、常州（苏锡常）和上海为中心，生成了与北京为中心的京派皇朝文化相对的海派文化，形成了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对峙局面。从文化的现代形态生成这一视角来看，海派文化无疑代表着新时代发展的未来，是一种现代性质的文化，而皇朝文化则无奈地日落西山。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也发生着渐变。新的西式生活方式渗透到传统的市民生活之中来，出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在“北京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概念的内部，出现了皇朝文化与区域文化两分的清晰局面。1911年清王朝终结，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北迁，到1928年北洋政府终结、中华民国政府南迁，这两个事件终结了北京作为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历史，也终结了它作为文化中心的历史。有意思的是，在1928年民国中央政府南迁之后，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界人士发起了一个“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讨论，这个讨论在巨大的政治失落中开头，也在巨大的全面失落中不了了之。中国文化中心紧随着政治中心南迁。
需要进一步强调两个问题：一是1911年，北京虽然作为皇朝文化的代表失去了中心地位，却未停止其区域文化的发展。北京区域文化发展朝向，与整个国家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保持高度一致。［2］二是从元明清至民国政府建立政治中心、尔后形成文化中心的历史来看，存在着对文化中心地位的一种文化统治理性，这一文化统治理性决定其文化中心建设的机构、思想、价值观、政策、制度、经典和禁忌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系统”。这一点，自秦汉到元明清到共和国，概莫例外。在“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这一论题上，也是一个必然定式，只是它的运行模式尚未清晰描述。
综上所述，“北京文化”与“全国文化中心”这两个表述，在描述对象层面上具有不同属性，含义不对等，在很多场合不可以交换使用。类似于学术界所沿用的“显性存在”与“隐性存在”之别：“北京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文化史上绵延不绝的“隐性话语”，而“全国文化中心”则多少类似于有头有尾、时间性清晰的“显性话语”。
二、“全国文化中心”是一个历史概念。
出于文化统治理性的需要，各个时代的政权必然建立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全国文化中心”，后者的很多环节与政治形态、统治制度、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宗教信仰等交叉重叠，彼此渗透，是它们的面向和显现方式，当然也独立表现为自身特色的形式。正因为它适应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带有正统性随朝变化。
秦王朝如此，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之“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具有同样性质的文化地位。以后的诸朝政治与文化中心建设莫不各树旗帜，旗帜的色泽不同，但旗帜总是在宫廷前面飘扬。以秦朝建立文化统治的步骤为案例，我们可以初步建立一个模型：军事为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社会制度次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经济次之，“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宗教和文人再次，“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李斯所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道出了文化统治理性的核心——文化统治适应时势的变化而变更。吴建雍、王岗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提出：“都城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王朝的意识形态毫无二致，两者是一码事。……都城社会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民族的。”“不管都城社会文化的权威性、正统性有多么深刻的制度特征，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权力皇帝个人化的结果，虽然颂扬当中的皇帝形象，并不就是他个人的真实面目。但只要一提都城文化权威性，那必定是皇帝的。正统权威性揭示了都城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在都城之内存在着按照政治等级排列的符合王朝章法的角色体系。朝廷的全体官员及其依附人口以皇帝为顶峰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都城社会。”［3］这个表述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都城文化与民族文化、与皇帝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
在欧洲，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文化中心建设，采取的策略是“文化国家化”，即建立国家文化机构和推行国家资助制度，将社会领域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人才收束到国家体制之内。“文化国家化”最主要的表征，是一系列国家性文化机构的创立，将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各个文化领域收纳到国家的控制之下。其次，实行国家资助制度，这是文化国家化的另一个表征。该制度与学院体制相辅相成，它们通过金钱和荣誉，将学院内外的杰出人士吸引到国家的恩惠之下，成为驯服文人学者、使之为君主的荣耀服务的有效工具。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一些外省亦按法兰西学院的组织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因为它们需要得到来自巴黎的“支持、保护、官方授权和正式确认”。这些从巴黎到地方的“学院运动”(le movement académique)，确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4］巴黎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建立的全国文化中心，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控制，在内容上则表现为相应的王权独立于教权、法国宗教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内容，而在他的前人那里，这个内容是缺失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过渡到拿破仑时代，则在这一体制下实施新的文化政治。
叙述中国历朝文化中心建设的意识形态差异，是一个冗长的话题，本文的重心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论题。如前所述，朝代更迭导致文化中心内涵的变化，但是，鸦片战争以来，从1840-2000年，导致北京这一“全国文化中心”内涵较为彻底变化的，一是1911-1919年间、特别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相形之下，后者对于今天面临的论题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这一论题更具有当代性，而这一当代性与新中国建立具有紧密的联系。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内涵是逐渐建构起来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北京作为首都应该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国策。早在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就正式确定“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其目标是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对于北京区域的文化来说，新中国带来了与以往的皇朝文化、区域文化完全不同的一种新性质的文化——毛泽东把它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坚持以这一新文化作为首都文化建设目标。关于北京文化建设，则正式提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的思想。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北平版）》的代发刊词《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是中央关于北平市政治、经济、文化定位的标志。首先，文章给予北平解放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在北平的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革命，它和过去历次的改朝换代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同于任何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转移和争夺，它乃是一个根本变更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革命，首先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政权完全拿到人民手里，这样就解决了革命的根本问题。”［5］这个估价，实际上把北平的解放作为一个旧世界崩溃的里程碑来看，那么，北平的解放就具有重中之重的价值了，这一事件绝对不简单等同于一个北方大城市的解放。其次，文章提出了“新北平”的概念和建设模式：
北平的解放现在还是第一步。为了建设人民民主主义的新北平，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继续做极大的努力。
北平人民从今天的推翻旧政权而获得新政权，到充分地积极地参与和使用这个政权，还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发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并使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以至产生大批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的时间。而只要人民群众有组织有纪律地充分积极地参与和使用这个政权，他们就掌握了改造整个社会的锁钥。北平在历史上，曾经是封建帝王、贵族、军阀、官僚、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等反革命势力统治的堡垒与罪恶的渊薮。这些骄奢淫佚的反革命分子曾经狼狈为奸，极尽其奴役榨取中国广大人民的能事，他们以反动腐朽的文化，欺骗与蒙蔽着善良的人民，阻塞着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文化发展的道路，但同时，北平也和别的现代都市一样，蕴藏着劳动人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们丰富的创造力，蕴藏着进步的生产组织和文化组织，对于这些丰富的创造力，这些进步的组织和它们的经验，必须谨慎地予以保护和继承。北平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以来长期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一九二三年“二七”事件前后它又是以铁路工人为首的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心之一，工人的革命活动的传统至今不绝。北平的革命人民始终是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近十年来，北平一直是处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乡村的长期包围之中。在过去一年内，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保护和建设城市的政策，在北平人民中已经发生普遍的影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向着全国范围的最后胜利急进，反革命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极端孤立并正在迅速崩溃，北平的人民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也更加坚固。这些都是建设新北平的一些有利条件。
新的北平必须努力发展各种生产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
北平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都市，它曾经为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它现在拥有大批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各种知识分子和职员，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产。今后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下，加强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的、革命政策的、工作业务的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以培养大批适合于革命发展需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干部。［5］
文章里关于“新北平”的提法，后来成为北京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政协确定建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时，当时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的报道充满着一些关键词——“工人阶级的光荣”、“人民生活最自由、最幸福的北京”、“北京在人民力量雄厚的华北，并接近东北和苏联”、“北京在反帝反封运动中曾起了很大作用”、“北京是青年学生运动的中心”、“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北京应起带头作用”等等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9月29日第2版“京市各界人民一致拥护定都北京”专栏文章。，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定位北京文化之积极因素的关键词，也是未来新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立足点。从1949年10月1日以后到1950年代，北京作为首都的各项建设方针，都是围绕“新北平”“新北京”的这个思想形成的（毛泽东曾经提出变北京的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实施工业化、提升北京工人阶级队伍的百分比等等），甚至在著名的城市规划方案之争中，母题其实就是建设全然的“新北平”“新北京”还是建设一个“新北平”同时保存一个“旧北平”之争。从文件中读出的中央政府的思想意图里，只有彻底建设一个“新北京”的指导思想，绝对没有同时保留一个旧北平的思想意图。“新北京”建设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对“旧北平”封建文化的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具有以全新的思想文化来重建全国文化中心的意志。这一点，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都贯穿始终。
从建国初期的文献档案看，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确立其为新中国首都，在文化中心建设方面明确了以下几点：新北平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立场、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价值观、变纯粹消费享乐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发展规划、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群团协会合作互补的文化管理形式等。这一体系几乎沿用至今。
我们今天来讨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这一命题，绝不能忽略历史，又不能被历史拖住步伐。所谓“不能忽略历史”，意思是当代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必须与新中国建立的根本宗旨接续起来，保持思想立场、价值观念的一致性；所谓“不能够被历史拖住步伐”，意思是在当下讨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需要注意到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现实，既不泥“元明清”文化之古，也不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文化建设失误之古。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有着不同阶段的历史；而不同阶段的文化中心，又有不同的内涵和性质。因此，今天说“把北京建设成全国文化中心”，就不是简单地设计成建成这样那样几个“中心”就可以了，那样只是具有一个豪华的躯壳；也不是在原有的所谓老北京区域文化的基础上做简单的传承和增量，那样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提升。把北京建设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中心，首先是凝练出具有时代意识的国家文化的品格和灵魂，在思想、理念、价值观层面确保新中国政权的新文化正统地位，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具备宽阔的胸怀、广阔的视野还不够，必须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人类先进文化思想成果，吸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文化建设的先进成果，吸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全面提升北京现代文化的层次和水平。
三、研究“全国文化中心”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法论
“全国文化中心”作为一个论题，其研究方法具有何种特殊性呢？从这一命题的定位来看，它具有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即我们通常通过检索材料、还原历史语境、为研究对象建立模型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面对历史问题，例如元代大都文化的全国代表性问题、明代形成全国文化中心的历史时期、清代北京文化与江浙士林之间的权力关系等，具有适应性。但是，“全国文化中心”这一论题还有另一方面，即面向当代文化实践的建构性，这使得它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历史学理论研究。但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建构可供研究的理论模型是两者共同的地方。
为研究对象建构理论模型，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常态之一，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广泛应用，其特点是赋予研究对象内部自洽。作为一项面向社会实践的文化中心建设研究，是一项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选择，要具备理论严谨、进程可控、目标明确，就必须有预先的理论研究，为社会实践提供可供操作的模型，这是当下文化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建构理论模型、用以指导社会实践，在中国不是一件新鲜事情，而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引发诸多感慨。须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始于破除迷信（在很多人看来，破除迷信就是破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模式迷信）、解放思想，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为何重新提出建构理论模型、用以指导社会实践呢？其一，“文革”结束后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而不是拒绝一切理论研究作为指导，更不是认为社会实践不需要理论建设作为指导。其二，在实践中，无论是1950年代沿用苏联模式，还是1980年代采用英美模式、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都对中国社会经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大大缩短了中国社会建设的时间，减少了探索成本。当然，需要警惕的是，任何理论模式都有一定的时效期，超越了它所适应的现实发展阶段，模式便会成为桎梏；相应地，理论模型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总结，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罔顾理论模型的规律，就可能在实践中造成灾难。其三，实事求是地说，经由文革后，在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过程中，确实多少存在着轻理论研究成果的倾向，而在大数据时代、在社会系统愈加完整的时代，建立指导社会建设的理论模型，较之于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紧迫。
而对于我们面临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这个论题，没有现成的模型可资借鉴，只有靠我们自己创建理论模型了。这是因为这一论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当代性质：首先，新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备受干扰，路途坎坷，仍处在建设的过程之中。屈指计算，自1949年10月起，新中国自许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语)不过六七十年，其间有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和十年动乱（1966-1976年）等严重干扰，正常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时间很短，在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学习和模仿过程中，并未完全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有成效的、科学的文化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其次，新中国文化中心建设缺乏科学文化理论指导，思想基础、物质基础仍然非常薄弱。虽然建国初期就已经确定新中国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基本性质，但是，第一是因为建国后各种思想运动此起彼伏，很快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不提“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了，而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则始终处于“缺席”阶段。第二，严格说来，从1949年到1979年，新中国对如何开展文化建设，缺乏系统而严格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把一个新兴而古老的大国的文化建设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导致到今天，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理论话语仍然借助于外来话语，如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欧美式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伯明翰学派等，都曾经轮番成为我们重点介绍和关注的对象，但是，适应中国自身文化建设的理论话语却并未建构起来。第三，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尚缺乏独立地位，在建设体系里大多作为“意识形态——宣传体系”的一个依附部分存在，这样讨论文化建设的理论、制度、规律和品格，就显得很艰难。
赋予文化理论研究以独立地位、并着力研究它的内在规律，形成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这是当代理论界不能推卸的责任。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密特的信里曾经提出“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6］484，1893年7月24日在致弗·梅林的信里提及“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6］500“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6］501后来，20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立志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忽略的形式”补充进来，形成了侧重于文化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揭示其观念中蕴含着的方式方法的意识形态虚假性质。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更其进一步，把文化现象内部的权力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精英文化、亚文化、通俗文化等种类的意识形态关系。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来说，运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理路去破解文化现象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内容，曾经成为时尚，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值得借鉴的还有另一个角度，即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文化战争，以美国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作为内容建构起来的文化产品，成为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匹配的有魅力的“文化软实力”，为瓦解苏联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应立足于恩格斯所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匹配，建构起具有当代性的中国新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解构和批判。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理论研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李建平：《北京文化的特点：兼论北京文化与北京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邱运华：《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吴建雍、王岗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4］洪庆明：《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史林》2012年12月2日。
［5］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