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即孝悌为本的家庭观、立品为先的教育观、虽富犹俭的生活观、重信崇义的伦理观、积而能散的财富观等，这是徽商延续几百年的精神支柱。徽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天意志、信仰儒家思想、信仰朴素真理。有信仰才有敬畏，才有文化自觉。徽商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徽商；徽商精神；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F729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2007309
六百年徽商以其经商人数众、经营行业多、活动范围广、商业资本大、持续时间长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正是由于徽商的出现，给当时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长三角经济的繁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钟情倾心，发挥了文化“酵母”的特殊作用，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今天，徽商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徽商精神却仍熠熠生辉，它是徽商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继承、发扬徽商精神，对推动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徽商所形成的价值观更是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一、孝悌为本的家庭观
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视的价值观。它是维系家庭稳定乃至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孝悌为本的家庭观，首先在徽州族规、家训中得到充分体现。休宁《洪氏家谱·继述堂记》写道：“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古歙义成朱氏祖训·祠规》则说：“百行之原莫大于孝。”也有的说：“敦孝弟。父母一本，本不可薄；兄弟同谊，谊不可乖。”［1］还有的把孝弟提到人之“大行”的高度来强调：“崇孝弟。属毛离里亲恩罔极，连枝共干手足最亲。故非满腔和顺而依依孩慕，则于亲必不能事；非因心广爱而恋恋一脉，则于长必不能敬。大行有亏，余才不足观矣，此之不可不崇。”［2］徽州几乎所有的族规、家训中都把孝放在首位。对于为何尽孝、怎样尽孝都有详尽的规定。
宗族观念极强的徽商自然将此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很多徽人之所以踏上商途，为了尽孝就是主要动因。歙县许文广，家境贫寒，靠母亲绩麻供养家庭和供他读书，文广一日泣曰:“吾为人子不能养母，顾使母养耶!我生之谓何？”乃弃儒经商。虽经营江湖，每年必一归或两归省亲。［3］显然，他是为了“养母”才去经商的。明中期歙人江璠在家中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自请于父曰：“大人幸无恙，儿何不东走吴，西走越，北走淮泗，取四方甘毳佐大人一日养，而坐令自窘为?”乃挟赀游江淮间，又经常买些土产，岁时致之二尊人及王母。［4］明嘉万间休宁人查杰也是出于孝亲的需要而走上经商之路。他说：“吾诚不忍吾母失供养，故弃本而事末，倘不唾手而倾郡县，非丈夫也。”［5］可见，在徽商看来，尽孝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他们弃儒弃农经商的动力。
徽人出门经商，当然无法朝夕在身边孝养双亲，这个任务就由妻子承担下来，由于孝悌为本的家庭观已深入人心，所以徽州出现无数躬行孝道的徽商妇。正如史料记载：“女子自结褵未久，良人远出，或终身不归，而谨事姑嫜，守志无怨。”［6］休宁汪天赋妻朱氏“日勤女红，操井臼以事舅姑，其舅姑甚宜之。”她还极力劝说丈夫外出经商:“君第去，吾为君侍养，必当而父母心，君无反顾。”汪天赋后以贾起家，人们都说朱氏立了首功。［7］清代歙县人许景弃儒经商，由于生意小，利息微，寄给家里的钱连温饱生活都维持不了，“妻（饶氏）则湆败蔬代餐饭，而以饭饭其舅姑，时复市甘脆以进舅姑。”公婆私下交谈说：“新妇孝，家其兴乎！”［8］休宁胡氏孝敬婆婆的事迹更加感人。胡氏25岁时丈夫金腾茂病逝，婆婆徐氏在堂无恙，而遗孤子明诚，仅周岁。金家本就贫困，腾茂死后更雪上加霜。胡氏只得日夜纺织，赡老养小。儿子渐长，无钱读书，胡氏就亲自教他，课督甚力。儿子成人后就让他经商。不久，“姑徐老病，坐卧床蓐中，家无婢媪，节妇（指胡氏）日夜扶掖起居，凡饮食搔抓，下讫澣濯溲溺之役无不亲之，如是垂十年而姑始殁。”可想而知，十年来胡氏所付出的艰辛真是常人难以想象，但她“无怨言亦无怠色”，并说：“妇道宜然。”认为这是一个媳妇应该做的。婆婆临终前，拉着媳妇的手，哭着说：“吾无以报女（汝），愿女（汝）得新妇（指胡氏未来儿媳妇），异时所以事女（汝）者，如女（汝）事我，我可慰于地下矣。”［9］婆婆的一番话为胡氏的“孝”做了最好的注脚。徽人经商并非人人都能赚钱，更非短期内就能赚钱，暂时赚不到钱怎么办？仰事俯育的重任就落在商妇身上，她们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纺纱绩麻，养家糊口。史载:“(徽州)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10］徽商妇正因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孝事双亲，才使徽商无后顾之忧，大展身手。
悌也是家庭伦理的重要方面。兄弟虽同气连枝，有手足之情，但在养生送死、分家析产这样的问题上也易产生矛盾。悌就是矛盾的化解剂。绩溪《坦川汪氏家训》说得好：“人家兄弟胸中常要把两个念头退一步想：当养生送死时，譬如父母少生一个儿子；当分家受产时，譬如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如此想念，则忿气争心自然瓦解。”真作“退一步想”，还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这种观念也化为徽商的具体行为。清初歙县商人许时清怎么看待分家呢？他说：“分产不足羞，可羞是分而争产。兄弟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论理则争比，侮慢日起；论情则和，和则乖戾不生。”［11］分产论理，就应诸子均分，但诸子贫富不同，这时就应论情，富者少分，贫者多分。说得多好，真是至理名言。很多徽商就是根据这种情和理处理兄弟关系的。清黟县商人程尚隆生九岁而孤，十四岁就贾，供养家庭和兄长读书。久之家渐裕，母使析产，他说：“兄食指繁，必合乃相济。”就是说兄长家人口多，分家对他不利，坚持不分。直到母逝后十年，兄之子女皆已婚嫁，老屋实在太小了，才不得已分家。［12］歙县盐商程肇都弟弟开周夫妇早殁，遗孤五岁，肇都扶养教诲无异己子。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待侄子长大后，肇都分家，“出己资而中分之，侄子以半，二子共分其半。谕其子曰：‘非我于汝等薄也，所以慰先灵也。’”［13］这实在难能可贵！
翻开徽州的家谱、家训、方志，徽商孝悌事迹数不胜数。正是孝悌为本的家庭观深入人心，认真践行，所以在徽州，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兄弟和睦，极少出现父母老而无养、老而受虐或者兄弟阋墙的现象，因而家庭充满脉脉温情，和谐安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徽州社会之所以在几百年来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孝悌之道的有效践行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立品为主的教育观
徽商重视教育，众所皆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14］明代徽商鲍橐的话可谓至理名言，也是徽商共同的心声。所以几百年来，只要徽商致富了，就迫不及待地购买书籍、建构书屋、延请名师教育子弟。
读书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将来蟾宫折桂、亢宗耀祖吗？徽商可不是这样认为的。读书要以“立品为主”，这是他们的教育观。清歙县商人许浩谆谆教子曰：“作文以读书为主，读书以立品为主……勤读书而不知立品，譬之敝箧败簏亦尝贮典籍其中，人能使敝箧败簏不沦于粪壤芜秽者哉？”［15］绩溪商人章策训勉已是诸生的儿子耀庚：“尤以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16］清代黟县商人胡作霖，尝教其子曰：“读书非徒以取科名，当知作人为本。”［17］可见，教育子弟立品、做人是徽商的共识，他们都极其重视子弟的品德教育。
立品就是要做好人。清代康熙、乾隆间歙县大盐商吴鈵，平生仁心为质，晚年谆谆教育儿子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18］归根到底就是要做一个好人。
儿子做了官，有人沾沾自喜、趾高气扬，甚至还想利用这一关系捞到好处，但徽商却不忘教诲儿子尽职尽责，做个好官。清代嘉庆年间歙县商人许仁，有四个儿子，第三子许文深曾为海南巡检（从九品官），赴任之际，许仁特意写了一首《示儿》长诗：
昨读尔叔书，云尔赴广东。交亲为尔喜，我心殊忡忡。
此邦多宝玉，侈靡成乡风。须知微末吏，服用何可丰。
需次在省垣，笔墨闲研攻。懔慎事上官，同侪互寅恭。
巡检辖地方，捕盗才著功。锄恶扶善良，振作毋疲窿。
用刑慎勿滥，严酷多招凶。勿以尔是官，而敢凌愚蒙。
勿以尔官卑，而敢如聩聋。我游湘汉间，声息频相通。
闻尔为好官，欢胜列鼎供。况承钜公知，宜副期望衷。
勉尔以篇章，言尽心无穷。［19］
儿子接到这首诗后，自然非常感动，史载许文深“官佛山时，常悬座右，故能廉洁自守，民情爱戴”。显然他是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导并努力践行的。《松心文抄》云：“小琴（许文深字）官粤三十余年，九龙司、五斗司、沙湾司三任巡检，勤于缉捕，所至咸得民心。去任之日，士民沿途祖饯，去后犹称道不衰。”他没有辜负父亲的谆谆教诲，成为一位造福一方、口碑甚佳的好官。
即使儿子做了大官，父亲也不忘告诫。歙县盐商吴鈵的两个儿子吴绍澯、吴绍浣先后成进士，绍澯授武英殿总校官，这是朝廷对他的信任。吴鈵得知后立即去信告诫儿子：“汝膺是职，人以为喜，我以为忧。古云校书如扫落叶，汝宜竭心力图之，未求邀功，先求免过。”希望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工作。绍澯接到信后，“铭之衣带间不敢忘”［18］盐商汪应庚的儿子汪起，于雍正六年除授刑部湖广司郎中，应庚立即寄书京邸，诫之曰：“刑法至重，鞠讯维严，哀矜勿喜，汝为司属，宜殚心明慎，无偏执，无袒狥，务期研求再四而后安。”［20］勉励他做个明慎公正的法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21］良好的家教形成良好的家风，影响人的一生。明清时期，徽州人中进士者一千多人，多为徽商后代，他们无论是在朝廷任阁臣尚书，还是在边陲当县令教谕，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清、慎、廉，或心系苍生，为民请命；或体恤民情，关心民瘼；或廉洁奉公，尽职尽责。与此同时，更多的徽商子弟奔赴商场，他们重信崇义，以正道营商，才使先辈的事业代代相传。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徽商“立品为主”的家庭教育、家风影响的结果。
男儿要立品，女儿也不例外。良好的家教把徽州女人塑造成贤惠、坚强、勤劳、刻苦的女性。歙县商人吴廷枚寓居江苏东台安丰镇，女儿出阁时，他没有大操大办，作为商人，他不是没钱，但他并没有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大摆阔气，而是写了一首《嫁女诗》赠送女儿：
年刚十七便从夫，几句衷肠要听吾；
只当弟兄和妯娌，譬如父母事翁姑；
重重姻娅厚非泛，薄薄妆奁胜似无；
一个人家好媳妇，黄金难买此称呼。［22］
吴廷枚教育女儿到了夫家后，要把妯娌当成自己的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对待公婆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孝敬。夫家的亲戚很多，都要热情相待。我给你的嫁妆虽然不多，但比没有要强吧。你要知道，如果别人夸你是人家的一个好媳妇，这是黄金也买不到的啊。短短八句诗表现了一个商人不跟风摆阔、崇尚孝义的思想境界。联想当今的所谓“七千万嫁女”“两亿元办婚礼”等等怪现象，境界的高尚与低俗，判然分明。
三、虽富犹俭的生活观
对于大多数徽商来说，经过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拼搏奋斗，都能致富，有的甚至达到巨富。富裕后怎么生活？向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奢侈无度，随心所欲；一种是虽富犹俭，不忘本色。徽商富甲一方，众所周知，但徽商极其勤俭也声闻遐迩。顾炎武说：“新都（指徽州）勤俭甲天下……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青衿士在家，间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问之，则皆千万金家也。”［23］可是这种“俭”在某些封建文人的笔下，却成了“吝”的典型，在明清小说中成了讽刺的对象。文人甚至把他们的事迹编到笑话中，清程世爵《笑林广记》中有一则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得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吃一掬盐豆就是败家当，也真够“吝”的了，但换个立场看，这不正是徽商“俭”的体现吗？
徽商的勤俭是有传统的。徽州的家训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淫；败家两字，曰嫖与赌；亡家两字，曰暴与凶。”这是《绩溪西关章氏家训》中的话，此训是章氏祖先、唐代官至太傅、宋代追封为琅琊王的章忠宪王所拟，几百年来都一直被章氏宗族奉为圭臬。有的家训则谆谆阐述为什么要勤俭，如《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家训》规定：“人之处家在于勤俭。盖勤以开财之源，俭以节财之流，此生财大道也。……泛观物理，飞而禽口之属、走而蝼蚁之微，亦朝作暮辍，以足其生，何以人而不如物哉？且费用过侈，甚为害事。近世风俗奢靡，饮食务新奇稀尚华艶，室宇求高大靓丽，量入为出之道懵然不知。吾恐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河不能实漏口，举赢宁保其可久哉？晋傅咸云：‘奢靡之费，甚于天灾’，真达识也。故子孙必须勤俭，方能不坠家声。”
族规、家训是祖宗留下的训条，后人必须恪守。事实上，绝大多数徽商对勤俭二字是身体力行的，并且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所以给顾炎武留下“新都勤俭甲天下”的好印象。歙县商人许景夫妇家中贫穷，两人艰苦奋斗，终于以商发家。但妻子饶氏教育子弟说：“十生一耗者，富一生；十耗者，饿十生。十耗者蠹，恃富者蠹，忘蠹者饿，故贫富常相代。吾习于贫，谂此必人各以力自食，食乃安且久。”［8］黟县商人胡作霖生平尝以“勤”“俭”“和”“忍”四字自矢，自父殁后，守先人之业三十余年，不取薪金，不置私产，布衣疏食，早起晏休，殊为人所难。尤其是家人奉养，稍从丰腴，则曰：“非吾志也，如此反失吾意。”［17］勤俭之德，至老不衰。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富商仍能坚持勤俭美德。清乾隆年间歙县棠樾鲍志道，字诚一，在扬州业盐，其时正是两淮盐业如日中天，巨商大贾相继涌现。一些盐商在钱囊丰满以后，慢慢滋长了一种奢靡之风，他们“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争奇斗异，不可殚述。志道作为两淮总商，家道富裕，但他对这种奢侈现象极为不满，在家中以勤俭相戒，决不让家人受此影响。史载：“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另一徽州总商郑鉴元，也是富埒王侯，但也坚决反对当时扬州弥漫的这种奢靡之风。他和志道两人“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24］康熙年间的歙县大盐商江演，家中十分富有，曾受康熙的接见。平时对社会公益、赈灾济贫事业，总是慷慨解囊，“捐千万缗无所吝”，但自己却“处家至俭，一布袍屡浣不易，一茧被数十年不更制，非筵宴，尝蔬茹，无脓鲜之奉，有齐晏子风。”［25］
感人至深的是素有“闵善人”之称的闵世璋（字象南）。象南自少孤贫，九岁废书，努力自学，识得儒家大义。成人后为了谋生，“遂走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于千金”。有了这些资本后，又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他自己开始经营盐业，若干年后，终于“累赀巨万”，成了一名大富商。他没有去尽情享受，“岁入自家食外，余尽以行善事。”［26］济世几十年，善事数不清。他曾对人说：“吾生平不博弈，不美食炫服，不游倡优，无他嗜好也。”他的居室很小，也没有园林之娱，凭他的财富重建一幢豪华别墅简直易如反掌，可当别人劝他建房时，他却说：“视吾居不蔽风雨时何如？且久与之习，如故人，不忍弃也。”［27］富裕如此，却勤俭一生，真是令人景仰！
四、重信崇义的伦理观
信和义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伦理准则。人与人交往，如果不讲诚信和道义，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经商如果失去诚信和道义，那就没有道德底线，坑蒙拐骗甚至谋财害命的事就会发生，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封建社会，法律固然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某些权利，但由于封建法律很难执行，加上维权的诉讼成本太高，人们普遍有一种“惧讼”心理。所以在平时的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中，人们更多地选择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诚信和道义之所以受到社会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徽商作为一个全国最大商帮，之所以能延续数百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重信崇义的商业伦理，一纸契约就是极强的自我约束。这也是徽商精神的光辉之处。
徽商重信。诚信是他们坚守的商业道德之一。歙商吴南坡云：“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28］明代歙商许镇，“尝挟赀游淮扬间，不屑屑于规利，而信义所孚，人不忍欺，浸浸乎将自埒于陶、猗矣。”［29］道光时绩溪商人章正浩，“往衢州贸易，以信义著闻，基业日隆，家道渐裕。［30］”歙商鲍廷玙贾于湖北之武穴镇，“诚信笃实，为人排难解纷，人多敬服。”［31］出身于经商世家的许璇，“以信义行市中，不出阛闠，而远近归之如流，家益大起。”［32］清绩溪商人胡雪岩，经营中极其重信，他在杭州开了一个胡庆余堂药店，自制中药出售。在大堂里，悬挂着一块不寻常的“戒欺”匾，胡雪岩专门写了一段话：“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史籍中有关这类重诚守信的记载不胜枚举。
徽商重信不仅仅表现在对待顾客上，对待其他人也是如此。清黟县商人金华英善于经营，其友范某有子不善治生，范某临终前曾将数十两银托付华英经纪，将来好接济他的儿子。此事没有第三人知道。不几年，范子果耗家赀，生活无着，华英屡屡赒之。待华英病重时，“召范子至，具道范翁付托意，以金归之，则获利千矣。范子感涕，卒守成业。”［33］从当初几十两银增值为上千两银，充分体现了金华英重“信”的可贵品德。清代婺源商人毕周通，重诚守信，邻村故旧王某病重，其子初喜尚幼。王某将毕周通请到病榻前，将六十余两银托付给他经营，将来再给其子。此事无人知晓。周通回家后，另立一簿，记其年月数目。初喜长大后，果然苦无生计，日事樵采。周通知道初喜已经成人，“乃置酒约其叔与喜至，出簿，权子母（本利）如数畀金。闻者骇为奇事。”［34］信用在徽商看来，比生命还重要。清代黟县黄美渭是个商人，“幼时，父为盐典商，家颇饶裕。有戚汪某贷公款颇巨，浼渭父作保。”谁知后来爆发太平天国战争，汪某已变成极贫，根本无法偿还所贷公款。其时美渭父已去世，按说，这笔钱既非美渭所贷，也非美渭担保，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渭念信用所关，谋于兄弟代还之。”［35］光绪年间黟县商人吴翥，在上海业丝，兼充英怡和公司买办，由于他重诚守信，中外商人咸倚重焉。光绪末，吴翥捐银六万两于江苏无锡县建钢桥，并与承建方订好协议。当时欧战爆发，工料腾贵一倍有余，地方绅士劝其放弃钢桥，改建洋式木桥两座，这样可赢余四万两银。翥认为废止协议，乃信用所关，婉谢曰：“议定而悔，如信用何?县造桥，善举也，于善举中而自利焉，诉诸良心亦不之许，不敢闻命。”卒如前议。［35］
清婺源詹谷为人十年守典，完璧归赵的事更为感人。詹谷在崇明岛上经商，由于他诚实可信，被徽人江某聘到典铺任掌柜。某年江某回乡探亲，谁知太平天国战起，“崇邑孤悬海外，道途梗塞近十年”。这十年中，主人音信杳无。而詹谷恪守着诚信，没有卷款“跑路”，而是“竭力摒挡，业仍大振”。十年后主人之子找来，“谷将历年出入市籍（账簿）交还，涓滴无私，崇邑之人咸服其公直。某子亦深感焉，临行，薪俸外加赠四百金，辞不受，惟殷殷部署后来肆务，悉当乃归。”［34］
徽商崇义。经商就是为了谋利，可以说徽商无时无刻不遇到义和利的矛盾。那他们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明代徽商汪忠富经商致富，晚年命长子继承己业，并对他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36］同宗的汪忠浩晚年把商事交付诸子时也教导他们：“汝曹职虽为利，然利不可罔也，罔则弃义，将焉用之？”［37］黟县商人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年未三十即能创业，然与市阛狡诈之类完全不同。他曾对人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38］明婺源商人李大暠，不愧经商高手，贾于云间、白下，又在皖城业盐，在姑熟开典。别人向他请教经商诀窍时，他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39］这都说明，徽商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始终是把义放在第一位的，崇义已成为他们的准则。
尽管“义”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化为徽商的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清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是位粮商。某年汉阳大灾，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如按时价出售，可获利数倍，但他“悉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又尝买胡椒八百斛，后发现有毒，售者愿退款，而“鹏翔卒与以直而焚之，盖惧其他售而害人也。”［40］此举在常人看来傻到极点，但在他那里，这就是“义”。清婺源商人詹元甲，弃儒服贾，尝客皖省，经营磁铺。他质实渊雅，深得时任太守陈其崧信任。某年当地大灾，陈拿出库银二十余万两，请元甲到外地采办米粮，救济灾民。元甲既至其地，逆旅主人曰：“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面对几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元甲亳不为动，说道：“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41］在他看来，不义之财，一钱也不能要。明代歙县商人胡山在嘉禾（今嘉兴）经营粮业，某年当地大灾，“斗米千钱”，胡山粮仓中还存有大量粮食，同行要他在米里掺上霉米和沙子，这样可赚大钱，胡山认为这有悖于义，“持不可”，坚决以好米出售。平时他耳提面命其子孙曰：“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他还把居室命名为“居理”。［42］明休宁人吴佛童很善于经营，有一年当地大灾，而他此前积贮了很多粮食，有人劝他囤积居奇，可赚大钱。但佛童却说：“使吾因岁以为利，如之何？遏籴以壑邻，是谓幸灾，天人不与。”乃尽发仓中粮食平价售出。［43］
徽商崇义不仅表现在经商中的商业道德上，更表现在致富后的大量义举上。几百年来徽商所从事的义举真可谓恒河沙数，不可尽述，这在方志、宗谱中彰彰可考。他们一志为善，建义仓、办义学、设义渡、建义桥、置义山、立义田等等，见义必为，唯恐不及。无数徽商通过大量的善举向世人诠释了“义”的真谛。
五、积而能散的财富观
一个人致富后，如何使用自己的财富，反映了他的财富观。有的人奢侈无度，纸醉金迷；有的人求田问舍，建房造墓；有的人守财如奴，传子传孙。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钱是我赚的，有钱就可任性。他们对穷弱群体冷若冰霜，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视若罔闻。徽商致富后，当然少不了求田问舍，扩大投资；建房盖屋，改善居住条件，但他们同时都会拿出相当的财富来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俯拾皆是。
在社会公益方面，最突出的是修路、架桥。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崇山竣岭，峰峦迭障，人们外出，必须循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其艰难常人难以想象。不少徽商当年深有体会，所以在他们致富后就拿出巨资修路。典型者如程国光修箬岭石路。箬岭界宣歙间，为歙、休宁、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径二十里，逶迤倍之。程君国光自为诸生时，由歙县赴会城乡试，道常出此。那时非常贫穷，一橐一伞，恒自负载。由于山路太难走，自上岭以至平地要休息几百次才能到达。他也亲眼看见道行者之难，心窃悯之。当时他已立志修岭上下道，然力不从心。后五举不售，遂儒而兼贾。“生计稍裕，即决意为之。剃莽凿石，铲峰填堑，危者夷之，狭者阔之，几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复自新安江辇载浙石青白坚久者补之。”［44］而且，此工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盖蓄数十年心力，甫得就焉。”［45］歙县东部与绩溪接壤的新岭也是险隘尤难名状，明末江演随父避难时深有感触。江演经商致富后立志整修此道，“公请于督抚，捐金开凿，凡驿汛、寺观、茶庵之设，四五年间约费数万金。由是往来络绎，坦夷自由，迥非昔比。”［25］清代黟县商人胡学梓，富甲一方，但“性喜济人，及修治道路桥梁，计所费八万金，郡人多称道之。”［46］徽州在明清时期桥路等基本设施的修建与完善，基本上都与徽商有关。扬州盐商多富，他们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最多，不胜枚举，所以扬州流传一句谚语：“好事做不过盐商”。
在赈灾济贫的慈善事业方面，徽商更是表现非凡。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计其数。有的徽商拿出寿金行善，有的徽商“每腊月除夕，袖金过穷者之门，暗中投赠，不使人知。”［47］有的徽商几十年如一日，资助穷人。荦荦大者，如康乾时的盐商汪应庚，虽非常富有，“而处心积虑，常以汲汲济人利物为心。……在扬则施棺櫘、给絮袄、设药局、济回禄、拯溺舟、育遗婴；海啸为灾，作糜以赈；江湖迭涨，安集流离；时疫疠继作，更备药饵，疗活无算。复运米数万石，使其得哺以待麦稔，是举计存活九万余人。”［48］前述“闵善人”闵世璋在扬州业盐，号称素封，“力善数十年不倦，无几微近名之意。”他捐资首倡同仁在扬州建育婴社，二十余年存活三四千人；捐资置船募驾，长年救援江中覆溺者；疫疬大作，免费施药百日，所费千金；扬州水灾，世璋捐资为倡，同仁响应，施粥赈灾半年，每日就食四万余口，存活不可胜记；灾后死者枕藉，世璋又施棺埋骸；扬运河距南门五里处，盐艘粮船及他巨船过者，每遭破坏，为害数百年，人倾数千万金，至丧生命。某年河涸方知河底有巨楠无数植其下。世璋出金号于众曰：“有能起一大桩者，予一金，小者金递减。”人争趋利，凡三日起一百六十余桩，自是舟患永绝。其他善事更多。而且世璋为德，“多自隐讳，或假名他人，或辞多居少，事恒不彰。”但只要来到扬州，士君子及里巷行旅之人，其可指而口颂者说不尽、道不完。［26］
徽商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地，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类记载，不绝于书。这决不是他们偶动恻隐之心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积而能散的价值观。
徽商精神哪里来？筑就徽商精神的基石是信仰。徽商信仰什么？
一是信仰上天意志。这是封建社会人们的普遍认识。《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只眷顾那些有德的人。在如何对待财富问题上，徽商认识到，能够致富，这是上天的眷顾。但致富后不能只顾自己享受，而要帮助穷人，这也是上天的旨意。天意不可违，违了就要受惩罚。乾嘉时绩溪商人章策就曾说：“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教愚，富者赡贫，不然则私其所厚而自绝于天，天必夺之。”［49］所以他慷慨好义，力行善举。前述粮商吴佛童在灾年时，别人劝他囤积居奇，他就认为这样做违背天意，“天人不与”，上天和百姓都不会赞成的。清歙人汪士嘉经商日裕，抱义好施，做了很多好事，他说：“人凭地理，我凭天理耳。［50］”明休宁人查道大经商吴楚间，中年致富，他曾辟一室曰“慎斋”。有人问他为什么取此名，他说：“天道忌盈，可不慎乎”［51］徽商鲍士臣就认为：“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52］在他看来，浪费奢侈就是“暴天”，吝啬、舍不得帮助别人就是“违天”。“暴天”和“违天”都要得罪天，所以他不仅“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52］而且大力帮助别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可见，“天”是徽商至高无尚的信仰，也是至高无尚的权威，一定要按天意、天道、天理行事。
二是信仰儒家思想。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点，儒家思想当然是他们崇奉的思想。徽商的很多实践都是自觉遵循儒家思想的。孝悌、诚信、义利等等范畴都是儒家反复强调的。诸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见义不为，无勇也”“义，人之正路也”“积而能散”“见利思义”等等。儒家的这些说教徽商是耳熟能详、铭记在心的。明代歙商黄崇敬致富后，“周穷恤匮，慕义如渴，至老不倦”。为什么能够如此？他说：“积而能散，礼经明训。”［53］他正是遵循儒家思想行事的。婺源商人汪拱乾，极善经商，赚了很多钱，“而自奉菲恶，无异穷约时。”“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但只要别人有急告借，他一定援手相助。在他的影响下，诸子也都念念不忘助人为乐。当他晚年时，诸子在一起商议，希望劝说父亲“积而能散”，谁知父亲听后大喜，说:“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54］于是拿出箧中借券数千张，共计八千多两银，然后尽召所有借款人前来，当众焚之。清代道光年间的黟县商人舒遵刚，他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曾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55］
他认为“吝惜而不肯用财者”和“奢侈而滥于用财者”，都是自竭财之源流，“因义而用财”正是所谓生财之“大道”。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才见义勇为，散财助人。
三是信仰朴素真理。徽商有文化，具有理性，明白事物转化的道理。“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富不过三代”，这是富与贫的转化；勤俭兴家，奢侈败家，这是兴与败的转化。这些都被千百年来无数事实所证明。这种转化其实就是朴素辩证法。如何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徽商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醒。前述大盐商闵世璋从生活中的“扑满”就悟出了“满则扑”的道理。扑满是古代的陶制储蓄罐，罐上开一小口，平时有零钱就放进去，但倒不出来，待储蓄罐装满钱后，人们只好把它“扑”碎取钱。当闵世璋长期行善时，有人就劝他“宜节啬布施，留财以遗子孙者”，但世璋却说：“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中人产得乎？”［26］“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他知道“满”就要转化为“扑”。为了防止这种转化，财富就不能太“满”。很多徽商都是服膺这种朴素的真理，并指导自己行动的。
有信仰，才有敬畏之心，才会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心悦诚服地去践行。人生在世，如果没有信仰不仅可悲，更加可怕。当今社会某些人之所以物欲横流，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孝道不讲，崇奢鄙俭，做事没有任何底线，就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了。没有敬畏，私欲就可极度膨胀，甚至丧尽天良，什么事都敢做，任何钱都敢赚。这是社会大隐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助徽商的重要资源，重建人们的信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在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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