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４卷第５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４４，Ｎｏ．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儿童生活共同体的现实际遇及重构
李 旭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尤为关 注 人 在 城 镇 化 过 程 中 的 情 感 依 赖———对 新 的 地 域 空 间 的 认
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对儿童而言，新的地域是其“乡愁”的起点，他 们 更 需 要 这 种 情 感 依 赖。文 章 通 过 对 滕 尼
斯、韦伯、鲍曼及费孝通等人共同体理论的梳理，揭示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对儿童发展的意
义与价值，并强调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既应该是必要的“乌托邦”坚守，又 应 该 是 立 足 于 儿 童 现 实 生 活 的 追 求。同
时强调，在重构过程中要处理好时间与空间、互动与关系、活动与价值等三对关系。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儿童生活共同体；现实际遇；重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８５－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儿童生活共同体研究———以贵州省为
例”（１５ＸＪＣ８８０００７）。
作者简介：李旭（１９７８—），男，贵州遵义人，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原理、儿童文化、儿童生活世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 居 民 望 得 见 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１］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出台，首次
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 城 镇 化 率 两 个
指标，极力扭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
面［２］８３。与以往传统“土地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
更多注重“人口城镇化”，其核 心 是 人 的 城 镇 化。“人
的城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简单地从农村来到城市
（镇）或变农村户口为城市（镇）户口，而是更为关注人
在城镇化进 程 中 的 情 感 依 赖———从 外 在 身 份 到 内 在
身份的获得———形成对 新 的 地 域 空 间（城镇）的认同
感、归属感和安全感。较之成人，新的地域空间 （城
镇）更是儿童“乡愁”的起点，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更
需要这种情感依赖。基于此，本 文 通 过 对 滕 尼 斯、韦
伯、鲍曼以及费孝通等人“共同体理论”的梳理，试图
揭示儿童生活共同体的现实遭遇及引发的相应问题，
并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精神实质尝试重 构 儿 童 生 活 共
同体，为探 索 一 条 如 何 让 儿 童 在 变 迁 的 社 会 中保持
（重获）一种共同体生活、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必
要的情感依赖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 有 效 路 径 提 供
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 理论回顾：西 方 现 代 语 境 中 失 去 的 共 同 体
“乐土”
探讨儿童生活共同体，必定在共同体的理论框架
下进行。论及共同体，首先不得不提及德国社会学家
斐迪南·滕尼斯。他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区分
了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类型：共同体（Ｇｅｍｅｉｎ－
ｓｃｈａｆｔ，英文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社会（Ｇｅｓｅｌｌｃｈａｆｔ，英文
为ｓｏｃｉｅｔｙ）。“共 同 体”在 德 文 里 的 原 意 是 “共 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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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意思，滕尼斯用它来表示建立 在 自 然 情 感 的 意
志基础上的联系紧密的、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
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 生 活 方 式 产 生 关 系 亲 密、
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真正共同体。“社会”则是一
种目的联合体，一种“人工制品”。共同体产生于众多
的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其基础是个人的
思想和意志。用滕尼斯的话来说就是“共同体本身应
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
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３］５４，并将共同体分
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宗教）共同体三种
相互紧密联系的类型。“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
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
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 体 又 发 展 为 精 神 共 同 体，
作为在相同方向上和相同意向上的纯 粹 的 相 互 作 用
和支配”［３］６５。
在滕尼斯那里，“共 同 体 总 是 好 的”，这 无疑深刻
影响了其他人对“共同体”的理解与向往。马克斯·
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对共同体作出如
下界定：“在个别场合内，平均状态下或者在纯粹模式
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
观感受到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
系，就应当称为‘共同体’。”［４］６５英 国 社 会 学 家 齐 格 蒙
特·鲍曼则认为：“首 先，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
方，一 个 温 暖 而 又 舒 适 的 场 所。 它 就 像 是 一 个 家
（ｒｏｏｆ），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
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
其次，在共同体中，我 们 能 够 互 相 依 靠 对 方。如果我
们跌 倒 了，其 他 人 会 帮 助 我 们 重 新 站 起 来
……”［５］序，２－３
。
然而，滕尼斯 虽 对 共 同 体 异 常 欣 赏，但是就连他
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
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
来”［３］３３９，并在早 期 就 表 露 出 某 种 绝 望，“既 然整个文
化已经变成了社会的和国家的文明，那么，在这种与
之相似的形态下，文化本身 也 在 走 向 没 落，除非它的
分散的胚胎仍然具有生命力，除非共同体本质和思想
重新得到滋养，并且在行将灭亡的文化之内悄悄地发
展着新的文化”［３］３３９。而韦伯的共同体概念则更多是
“权宜之计”，其提到的“个别场合内，平均状态下或者
在纯粹模式里”让 共 同 体 显 得 越 来 越 抽 象 和 难 以 捕
获。与滕尼斯和韦伯相比，鲍曼由于其所处的时代更
靠后、更具“社会”的特征，这种绝望要彻底得多，几乎
摧毁了其对共同体的任何想象。在 谈 完 共 同 体 的 好
处之后，鲍曼话锋一转：“令人遗憾的是，‘共 同体’意
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
一种 我 们 将 热 切 希 望 栖 息、希 望 重 新 拥 有 的 世
界。”［５］序，４并用“坦 塔 罗 斯 的 痛 苦”① 表 达 了 对 共 同 体
的悖论性理解：想要而不能获取的痛苦。
对于“共同体”失去的原因，鲍 曼 将 其 归 结 为“流
动的现代性”［６］。一方面，“共同体”是属于传统的、固
态的，代表一种稳定的空间 和 相 对 永 恒 的 时 间；另一
方面，“共同体”又是与“现代”相对立的，与“作为固
态”的共同体相对比，现 代 性 是 液 态 的、流动的、轻灵
的，其主要特性是“侵犯”———“成为现代，意味着永远
居于人先，意 味 着 处 于 一 种 持 续 的 侵 犯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６］４３。“现代性”因其 在 时 间 上 居 于 优 势，对作
为“传统的、固态的”共同体保持着一种“摧枯拉朽”之
势，使得共同体的时间节律被打破、空 间 的 基 础 被 掏
空。于是，“作 为承袭 的 社 会 归 属 的‘家庭出生’（ｅｓ－
ｔａｔｅｓ）已经被虚构的成员资格的‘社会阶层’的目标所
代替。前者是一个归属的问题，而后者（成员资格）却
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成就标准”［６］４９。“家 庭出生”代表
共同体形成的血缘基础，是 共 同 体 的 起 点，并借此形
成地缘共 同 体 和 精 神 共同体。 当“自我认定 （ｓｅｌｆ－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鲍 曼语，见《流动的现代性》）失 去了
自然而然的承袭（来自“家庭出生”），变成了一种需要
努力的“任务”（达到“成就标准”），共同体也就相应成
为一方失去的“乐土”，构成“坦塔罗斯的痛苦”。
二 现实际遇：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共同体的断裂
从滕尼 斯 到 鲍 曼，共 同 体 已 然 成 为 失 去 的 “乐
土”。与此相随，西方共同 体 失 去 的 故 事 也 正 在 中 国
现（当）代上演。
早在１９４８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
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承袭了滕尼斯的两种不同
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 是 因 为 在 一 起
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
的社会［７］９。在中国乡土语境中，前者是礼俗社会，后
者是法理社会。礼俗社会就是滕尼斯“共同体”的典
型代表：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维系私人的道德、家族、
礼制秩序、无为 政 治 与 长 老 统 治。特 别 是 差 序 格 局，
正是费孝通所发现的一把理解中国乡 土 共 同 体 的 钥
匙。比较西方的社会，费孝通 揭 示 了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以“己”为 中心的 “差序格
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
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
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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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７］２９在差序格局中，离“己”距
离的远近决定了社会关系（血缘关系）的亲疏，颇有孔
子“推己及人”的意味（当然，差序格局概念首先反映
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共同体形成 中 的 深 刻 影 响），
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明显也
带上了滕尼斯共同体的“烙印”———传 统 的 中 国 乡 土
也表现为从血缘到地缘，再逐渐形成以祖宗崇拜为基
础的家（宗）族精神共同体…… 乡土 社 会 成 了 人 们 生
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彼此“熟悉”、没有陌
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
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 感 觉 是 无 数 次 的 小
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７］９。
然而，正如西 方 现 代 语 境 中 共 同 体 的 式 微 一 般，
在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当前的农村也失却了费孝通眼
中的“礼 俗 社 会”的 特 征，成 为 一 个 “无 主 体 熟 人 社
会”———主体性缺失；公共性缺失；归属感缺失［８］。村
庄主体性的缺失，即农民丧失了“村 庄 是 我 的 村 庄”、
“我是村庄里的人”的主体体验和感受；村庄公共性的
缺失，则是村庄已经失去了共同遵守的公共规则和农
民主动经营村庄的意愿。村庄归属感的缺失，则是以
村庄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缺失为前提：当村庄没有了主
体性，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当 村 庄 失 去 了 公 共 性
而变得无序，农民想到的 就 是 逃 离 村 庄。“如 果农民
在农村的归属没有了，村 庄 无 法 承 载 农 民 的 灵魂之
后，农民的身体和灵魂就都 处 于 漂 泊 状 态，就真成了
‘无根基’的人了”［８］。与 中 国 乡 村 发 生 的 剧 变 一 致，
中国农民在 城 市 里 的 遭 遇 也 经 历 着“苦难”的历程。
“农民工”、“城市流动儿童”、“农二代”等词揭示了脱
离（或暂时脱离）农 村 进 入 城 市 的 农 民 的 尴 尬 处 境。
一方面，不论走到哪里，“农民”的 标 签 似 乎 永 远 都 抹
去不了，甚至带上了“世袭”的特征；另一方面，村庄的
“空心化”也让农村成了回不去的地方，特别是对于在
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农二代”更是如此。于是，农民徘
徊于“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的缝隙之间，一直
都在漂泊，一直都在“望乡”。
只有经历过 此 历 程 的 人 们 才 会 理 解 个 中 滋 味。
正如余光中诗中所提及“而现在／乡 愁 是 一 湾 浅 浅 的
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对 乡土（大陆）的依恋
让人“愁”———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思恋。与此相比，
中国城镇化现实中更残酷的一面却是那些让人“愁”
的物象竟已呈断裂的趋势，这才有了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上震聋发聩的话语———“让 城 市 融 入 大 自 然，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然 而，城镇
化“本质上是人类现 代 化 的 过 程 和 结 果”［９］，而“现 代
性是理念，是范畴，现代化则是过程，是方法论”［１０］，
“在现代化理念下，自然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
凭借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现代人一直陶醉在对自然
的征服中，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主人，破坏了人与自
然间的关系”［１０］。在这种“征服”之下，城镇化现实将
人们连为一体的“乡愁”存在的共同体根基也毁坏殆
尽。与西方的遭遇类似，这 主 要 由 于 鲍 曼 提 到 的“流
动的现代性”的冲击。英国另一位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论及现代性时提到的催生现代 性 的 三 大 动 力
“时空分离、抽 离 化 机 制 和 制 度 反 思 性”［１１］２２ 中，我 们
可以更深入理解这种冲击。在 城 镇 化 背 景 下，“现 代
性”时空 分 离 机 制 对 共 同 体 的 摧 毁 更 为 彻底。 一方
面，这种时空分离造成了一种既成事实：传统共同体
的时空一体性被摧毁，“现代性”由于“时间上居先”使
得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利用手中的时间武器塑造空
间形式———虚拟的或现实的，任何有悖于这一时间逻
辑的都会被冠以前现代的 残 余 而 被 抛 弃 掉。另一方
面，在城镇化背景下，这种时 空 的 分 离 更 多 表 现 为 一
种断裂：时间连续性的中断和空间广延性的破裂。
对于儿童而言，这 种 中 断 和 破 裂 更 是 致 命 的：既
让儿童失去个人记忆而缺乏认同感，又会让儿童失去
集体记忆而缺少归属感。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认同
感、归属感之间关系紧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
赫所言：“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
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 像 是 通 过 一 种 连
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１２］８２并将集
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 之 成 员 共 享 往 事
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
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 该 记 忆 的 延 续 性。”［１２］３３５在 城镇
化背景下，一方面，“现代性的流动”让人们背井离乡，
造成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无论哪
一类儿童，在与亲代（父母）的关系中，都或多或少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裂痕。这影响了儿童自我的成长，极
易在个人记忆中出现断裂，无法形成自我认同感。另
一方面，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 要 特 征 的 中 国 现 代
社会“钢筋水泥横陈、道路交通分割错位”，少 有考虑
儿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应有空间。随着空间的
失去，加上时间的剥离，儿童相应失去了玩伴、失去群
体活动，从而失去集体记忆，无法形成必要的归属感。
当儿童自我认同感与归属感缺失，也就失去必要的安
全感，构成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主体性危机：认同感、归
属感及安全感的缺失。“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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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旭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儿童生活共同体的现实际遇及重构
相信谁”等疑问就成了儿童建构其身份时难以解决的
问题。
不论如何，城 镇 化 作 为 中 国 发 展 的 必 经 之 路，是
无可逃避的。既然无法为儿 童 提 供 一 片 宽 厚 无 垠 的
“土地”，安放其生命之“根”，那 么，至 少 要 为 漂 泊 的
“蒲公英种子”找到一块适宜其 生 长 的 方 寸 土 壤。如
何让儿童在变迁的社会中保持（重获）一种共同体生
活、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必要的情感依赖以促进
儿童健康发展，这一思考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意味深长。同时，也必然深涉在不
可避免的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尽可能地 保 留 传 统 社 会
的价值，以使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不至于发生断裂。
三 回归一体：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儿童生活共同
体的重构
萨敦在《如今，我终于变回我自己》一诗中饱含深
情地写到：“我，曾经沧海桑田／戴着别人的面具／不断
迷 失，失 去 自 己／……／如 今，我 终 于 变 回 我 自
己”［１３］１５６，揭示出个体生 命 分 离 与 回 归 的 历 程。儿童
的成长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场与共同体不断分离的
历程。当儿童② 在母体子宫时，与母亲构成世界上最
为稳固的共同体样态：与母体同呼吸、共命运，无忧无
虑，恰如身处伊 甸 园 的 亚 当 与 夏 娃。直到有一天，瓜
熟蒂落，儿童经历了人生历 程 的 第 一 次 分 离，也体会
到了分离的阵痛。随 着 儿 童 逐 渐 长 大，蹒跚学步，挣
脱成人的怀抱，离 开 家 庭 来 到 陌 生 的 场 所———幼 儿
园，经历人生第二次分离，伴随他（她）的是分离带来
的焦虑与不安。随后，儿童离家越来越远，背上行囊，
离开家庭，离开乡土，与原来的共同体世界渐行渐远。
每一次分离，对于儿童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
遇在于成长，挑 战 在 于 与 原 有 共 同 体 世 界 断 裂的风
险。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将 这 一 成 长 机 制 发 展 为
“同一性渐 成 说”，即 个 体 发 展 的 “八 阶 段 理 论”［１４］。
在分离与回归共同体之间，维持一定的张力是必要而
有益的———分 离 将 儿 童 推 向 更 广 阔 的 世 界，实 现 成
长，让儿童披荆斩棘、开拓疆土；共同体力量不时将儿
童唤回原有一体世界，实现成长的承袭，让儿童觉得
稳定踏实、无所畏惧。
儿童在分离之路上，本 应 该 走 得 从 容、沉稳而不
失自信。然而，现实之中，在成人宰制的世界中，这种
分离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了。首先，整个社会（乃至整
个世界）正在成为一座“全景式监狱”③ ，在其中，人们
无处逃遁。“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
系列陷阱……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的，是世界上
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１５］１。
这是一个“去魅”（马克斯· 韦伯语，意为现代化过程
是一个去神秘化和神圣化的过程）的世界，我们认为
一切都在 我 们 的 掌 控 之 中。在我们的眼中，没有敬
畏、没有崇高，一 切 都 是 赤 裸 裸 的 算 计 与 控 制。我们
把这座“全景式监狱”移植到儿童生活世界之中，担当
起这座“监狱”的狱卒，将沉重的 枷 锁 套 在 儿 童 身 上。
在“全景式监狱”的笼罩下，儿童眼前满是“钢筋水泥
横陈、道路分割”的景象，城镇化进程有意无意间剥夺
了儿童生活的空间。更有甚者，我们急于给予儿童一
把开拓疆土的“斧子”，过早（快）地迫使其与原本一体
的世界分离，却不管他们是否拥有拿起这把“斧子”的
力量。在艾尔金德那里，这把“斧子”就成了儿童忙碌
的理由：为了尽早拿到这把“斧子”，父 母、学校、媒体
以及幼教软件、大脑研究和互联网等共同催促着孩子
仓促前行［１６］。这 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我们急于将儿
童纳入一个大一体的世界，却忽略了儿童原本属于的
那个共同体世界而将其生拉活扯出来（既在个体意义
上，也在群体意义上）。同时，也将原本属于儿童支配
的时间从他（她）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使儿童逐渐成为
没有自己时间和空间的“傀儡”。于是，儿童被困于各
种“牢笼”，寄居于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儿 童眼中
的空间越来越小，小到仅有从教室、家 庭 窗 户 看 出 去
的空间；儿童生活中的时间越来越短，短得只有不停
地为了将来，而看不 到 儿 童 的 过 去 和 现 在”［１７］１５１。在
这个世界里，儿童没有完整的生命体验，只有支离破
碎、毫无意义的“知识”。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了让儿童获得一种完整
的生命意义，在成长过程中 形 成 必 要 的 认 同 感、归属
感和安全感，获得一种在“新的地域”中从外在身份向
内在身份的转变，是该回到共同体的框架下来思考儿
童生活的时候了。
首先，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是对共同体“乌托邦”
的必要坚守和憧憬。将儿童生活共同体置于“令人眷
念与缅怀的共同体”的框架之下，意味着一种以“儿童
为中心”的共同体生活样态、一种“乌托邦”。正 如王
海英指出，儿童共同体是消除儿童生态环境孤独化与
孤立化，让儿童参与社会生活、主 宰 自 己 的 社 会 生 活
的“必要 而 可 能 的 乌 托 邦”［１８］。而 且，重构儿童生活
共同体，对儿 童 的 伦 理 关 注（某 种 程 度 上 就 是“乌托
邦”式热情）是必须的，这 是 其 实 现 的 基本前提。 同
时，这也是探讨儿童生活共同体的起点———一种不满
足于现实存在方式的非现实的“臆想”。“如果人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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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发现和确立起伦理精神的话，如果人类能够实现伦
理精神对法的精神的替代的话，如果人类能够切实地
把伦理精神转化为基本的生活原则的话，如果人类能
够把伦理精神贯穿到组织模式的设计之中去的话，那
么，就可以实现对一种高于族阈共同体形态 ④ 的共同
体的自觉建构”［１９］５。要实现这一“乌托邦”的前提是
“使儿童在公众心目中的中心地位得到确立，使‘让儿
童享受幸福的童年’成为一种重要的公众意识，让关
注儿童、保障儿童优先成为重要的公众素质”［２０］。
其次，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需要在坚守“乌托邦”
的基础上，扎根于儿童生活现实。纵观国内外相关论
述，有过度沉浸于对共同体的过去的“眷念与缅怀”之
嫌，缺少一种对时代变迁的积极应对。正如前面提到
的太多的“如果”，难免总是让人心里“不 踏实”，难 逃
“乌托邦”之嫌。不过，共 同 体 作 为 一 种 逝 去 的 意 象，
总是或多或少带上了“乌托邦”的印象。为了使儿童
生活共同体落根现实土壤，我们或许应该改变共同体
“自在”的状态，更多一些“积极的进取”，考虑一些“自
致”的因素，以帮助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中国正在
进程中的现代性（工业化、城市化及 其 相 应 的 社 会 物
质的、文化的、观念的变化）使得 城 市 中 个 体 从 传 统
或原生的社区共同体得以解放，只不过，解放了的个
体又会重新纳入 更 大 的 现 代 社 会 共 同 体。…… 个 体
将具有越来越 多 的 自 主 选 择 性，即 预 示 着 个 体 化 的
个体们可以自成其自致的共同体…… 个 体化的个体
乐于形成自致的共同体并非仅仅出于 其 主 体 性 得 到
体现或增强，而 是 还 因 为 自 致 性 共 同 体 可 以 形 成 新
的公共 规 范，以 便 于 其 促 成 个 体 化 的 个 体 实 现 利
益”［２１］。重 构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即 “脱 域”后 的 再 次
“入域”，实现重回一体：既是保持 个 体 内 部 世 界 的 时
间连续性的自我认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也是保证个体与
外部世界同属一体的自我认定（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二者代表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个体安全、信任感的
来源，也是 消 除 个 体 在 现 代 化 进 程 中“存在性焦虑”
（吉登斯语）的有力武器。
因此，重构儿童生活共同体，缘起于成人“儿童意
识”的觉醒，即创造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共同体生
活（当然，也有成人对共同体生活的缅怀）。既要体现
成人“自致”的努力，又 要 尽 量 保 持 共 同 体 的 自 然 特
性；既为儿童“成为一体”创造条件，又为成人“重回一
体”制造契机。在儿童生活共同体中，儿童通过获得
“时间连续性的自我认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和“空间自我
认定（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获益。在这一过程中，儿
童获得必要的情感依赖，保持自我成长的同一性。对
于成人，一方面借助于成人间的互动，通过将儿童生
活共同体作为一个日常生活领域而忘 却 其 在 私 人 领
域和公共领域⑤ 中产生的孤独、苦闷和劳累（可能来自
成人世界的困扰，也可能来自与儿童相处的困扰）而
获益；另一方面，通过与儿童发生互动，成人还可以获
得“窥见”儿童心灵的契机，进而再次获得深刻认识自
己的机会。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儿童生活共同体通过
一系列互动和关系的形成，逐渐建立一些较为稳定的
价值规范，从而为儿童的成 长 提 供 必 要 的 准 则，又更
进一步加强了儿童生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为共同
体成员提供认同、归属和安全。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 新 型 城 镇 化 背 景 下 探 讨 儿
童生活共同体，除了维持一种对“乌托邦”的追求与憧
憬的激情外，尚需把握几点：一 是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 具
有鲜明的生活特征，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应是一种
人（成人与儿童）的现实存在方式；二是儿童生活共同
体以儿童为核心，重视儿童 的 现 实 需 求 与 发 展 需 要；
三是儿童生活共同体更注重儿童以外 的 影 响 儿 童 发
展的教育因素。
第三，实践层面上，重 构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 尚 需 把
握几对关系。
一是时间与空间。时 间 与 空 间 是 具 体 形 态 意 义
上的时空，涉及到时间的给予和场所的提供。时间方
面，对成人而言，意味着成人 要 分 配 一 定 的 时 间 到 儿
童生活共同体的构建中；对儿童而言，则意味着儿童
要有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讲，这
也有赖于成人的支持提供。空间方面，在城镇化建设
中，要为儿童生活留足必要的活动场地，在现实层面
上实现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交融（同时也是化解“现代
性时空分离机制”的利器），构建出必要的、较为稳定
的儿童生活地域。
二是互动与关系。在 重 构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 的 过
程中，互动是共同体活动在 微 观 领 域 的 发 生，包括与
儿童有关的所有互动形式，如亲子互动、师生（幼）互
动、同伴互动等（也包括成人之间 发 生 的 各 种 互 动）。
通过各种互动，沉积下来的 就 是 各 种 关 系，相应表现
为亲子关系、师生（幼）关系、同伴关系等（也包括成人
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换 句话说，互 动 与 关 系 分 别
代表了重构儿童生活共同 体 的 过 程 与 结 果。对儿童
来说，早期时亲子互动（关系）尤为重要，这是儿童与
世界发生互动（关系）的起点和基础。随着儿童一步
步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师生（幼）互动（关系）、同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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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旭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儿童生活共同体的现实际遇及重构
互动（关系）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凸显。库利提出“首属
群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的概念，并强调在获得和保持
自我的意义上，参与到能看到自我的群体之中较之参
与其他群体更为重要［２２］３２５。无疑，同伴群体更具有库
利所谓的儿童的“首属群体”的特征，随着儿童年龄的
增长更是如此。因此，在这些互动（关系）中，同伴互
动（关系）又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重构儿童
生活共同体，就是利用各种互动（关系）来支持儿童同
伴群体的发展，从而支持同伴互动、促 进 同 伴 关 系 的
良好发展。
三是活动与价值。与前面提到的互动相比较，共
同体活动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展开的，统摄了儿童
生活共同体中发生的各种互动（也 包 括 成 人 之 间、组
织机构之间的互动）。价值则是共同体活动中各种关
系冲突、交流、协调的结果。与 互 动 与 关 系 的 联 系 相
一致，活动与价值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重构
儿童生活共同体的过程与结果。在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
的重构过程中，活动内容选择、实施等，一方面体现了
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通过活动的开展又为共
同体价值体系添加必要的养分。与互动不同的是，活
动更关注内容选择和实施（互动则聚焦于作为活动实
现的方式手段），在每一种活动中，都可以包括各种类
型的互动 （也 相 应 包 含 各 种 关 系 的 冲 突、交 流 与 协
调）。在这些活动中，首先 需 要 考 虑 各 种 活 动 形 式 的
内容选择与实施（包括参与者、时间、场所以及各种物
力、财力条件的提供）；同 时，还 需 要 着 重 思 考 如 何 在
统一的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中将各种活动进行整合，以
保持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增加其凝聚力，维持
共同体的持久与稳定。
综上所述，儿童生活共同体既有“乌托邦”的品性
和特征，也应扎根于儿童生活现实。在重构儿童生活
共同体的实践层面上，要把 握 时 间 与 空 间、互动与关
系、活动与价值三对关系，以 保 证 儿 童 生 活 共 同 体 的
真正实现。
共同体理想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儿童生活共同体
是在现代性进程中运用共同体框架思 考 儿 童 现 实 生
活的理想诉求。中国新型城 镇 化 是 对 以 往 城 市 化 实
践继承与反思的结果———从 关 注 人 的 外 在 身 份 向 更
加关注人的内在身份转变。儿 童 生 活 世 界 原 本 有 其
自在样态及运行逻辑，但社会的变迁摧毁了其存在的
基础。这致使儿童在成长过 程 中 失 去 必 要 的 情 感 依
赖，明显与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理 念 与 诉 求 不 相 一 致。 因
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了让儿童“回归一体”、让
儿童健康 快 乐 成 长，整 个 社 会 必 须 做 出 “自 致 的 努
力”，开辟一块为了儿童、属于儿童的土壤。这或许既
能让儿童实现自我生长，也能给予成人一个继续成长
的机会，同时也是缝合传统性与现代性裂缝的机会。
注释：
①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因泄露天机，受到惩罚，站 立 在 齐 脖 深 的 水 中，头顶上有果树，口渴难耐时，水就流走了，肚子饥饿
时，果子就被风吹走了。见：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第２版，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页。
②在学前教育中，将教育对象界定为０－６、７岁的儿童，笔者认为此处的“０”恰如老子的“无”：隐于无形，潜藏无限。所谓“无中
生有”就是这个道理。据此，笔者认为当受精卵在母体子宫一着床，意味着一个生命诞生了，“儿童”的历程也就开始了。
③福柯语，隐喻技术宰制下的社会控制系统。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第２版，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４页。
④张康之、张乾友将共同体分为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和合作共同体，家元共同体的特征是同质性，族阈共同体的特征是共
识，合作共同体即通过利益考量而形成的较之前 二 者 更 为 松 散 的 组 织 架 构，并 论 断 我 国 目 前 处 于 族 阈 共 同 体 阶 段。见：张
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第１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⑤族阈共同体又包含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见：张康之、张乾元《共同体的进化》，第１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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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Ｎｅｗ－ｔｙｐ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Ｘ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ｎｅｗ－ｔｙｐ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ｈｕｍａｎ，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ａ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ｒｈｏｍｅｓｉｃｋ－
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ｍｏｒｅｎｅｅｄ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
Ｔｎｎｉｅｓ，Ｗｅｂ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Ｆ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
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ｆ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ｓｔｉｃｋｔｏＵｔｏｐｉａ
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ｋｉｎｄｏｆｐｕｒｓｕｉ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ｗｅ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ｐａｉｒ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ｔｙｐ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ｆ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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