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五次“围剿”还是六次“围剿”?

　　卢 毅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对中央苏区和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五次军事“围剿”。但令人颇感困惑的是，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材料却认为共有六次“围剿”。那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明显的差异?其中关键的分歧点又在哪里?何种说法更为妥当?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对此重大史事究竟应该如何表述，本文拟作一番辨析。

　　一、共产国际的六次“围剿”说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共产国际最早提出六次“围剿”的说法是在1933年7月。该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向执委会报告：“敌人在使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手段，全力准备第六次进攻”。8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共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并建议全会讨论应对第六次“围剿”的办法。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责成政治委员会与东方书记处一同制订关于反击敌人第六次“围剿”的文件。9月22日，执委会在致埃韦特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应以反第六次“围剿”为主要议题。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黎川，一次规模空前的“围剿”拉开大幕。不久，苏联军方情报部门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蒋介石对中国红军发动了第六次‘围剿’”，“对黎川的进攻是蒋介石对中国红军第六次‘围剿’的开始”。11月底1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三次全会，书记库西宁在会上也说：“中华苏维埃及其红军已经打退了敌人五次‘围剿’，目前在第六次‘围剿’中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另一位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亦指出：“红军……现在正英勇地抗击第六次‘围剿’”。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更是向大家宣布：“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反六次‘围剿’的决定意义的和完全的胜利。”1934年2月，他在出席联共(布)十七大时又说：“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组织了六次反苏维埃的军事‘围剿’。……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4年初不断指示埃韦特和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目前正处于“敌人进行第六次‘围剿’的这个阶段”，必须“动员所有力量反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中国的第六次‘围剿’”。4月，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在一篇文章中也说：“现在，国民党正对苏维埃进行第六次‘围剿’。”此后，共产国际还在各种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文件中使用了六次“围剿”的说法。即使在这次战争结束后，共产国际仍以第六次称之。1934年底，王明在题为《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的报告中便说：“现在，蒋介石六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业已继续到一年以上”。1935年2月，米夫也说：“持续了一年多的最后一次对苏区的‘围剿’即第六次‘围剿’的规模特别大，性质极其酷烈。目前可以说第六次‘围剿’已经结束。”在此期间，包括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皆持六次“围剿”说。如曼努意斯基1935年11月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即言：“蒋介石六次‘围剿’红军。”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的文章中同样写道：“中国红军表现出奇特的英勇，打破了敌人六次‘围剿’。”由此可见，六次“围剿”说几乎成了共产国际的共识。

　　二、关键的分歧点

　　仔细辨析，共产国际的六次“围剿”说与中共中央的五次“围剿”说对第一次至第三次和最后一次“围剿”的时间描述并无不同。问题的症结在于，此二说关于第四次“围剿”的界定有较大差异。五次“围剿”说一般认为，敌人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6月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而六次“围剿”说却认为，第四次“围剿”在1932年秋即告结束;至于1932年冬至1933年初的“围剿”，则是第五次。

　　将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表述得最清楚的，是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1933年2月，远东局在总结了鄂豫皖1932年夏开展的第四次反“围剿”后，明确提出：“现在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之下，又开始了国民党的新的‘围剿’，蒋介石集合很大的兵力。这次‘围剿’可以认为是第五次‘围剿’，因为它是在完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部分是在新的领土上，按照新的计划，用改编过的军队在新的战线上展开的。”很显然，远东局是将国民党1932年夏对鄂豫皖的“围剿”单列出来，视为第四次，而认为此后对中央苏区发动的是一次新“围剿”，即第五次。

　　从这一思路出发，米夫1933年初撰文陈述：“在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蒋介石集中了68万军队，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红四方面军被压迫退出鄂豫皖边区”，而“现在正在进行第五次‘围剿’”。1936年，他又阐明：“1932年2月，国民党即开始进行四次‘围剿’;同年秋，又开始组织五次‘围剿’。”其中包含一分为二的思路十分明显。王明对共产国际始终亦步亦趋，在这一问题上也不例外。由于认为第四次“围剿”在1932年秋便已结束，而第五次“围剿”到1933年初也很快宣告失败。因此，王明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宣布：“那个在一九三二年秋天开始底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在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时已经完结了”，当前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冲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第六次‘围剿’”。1934年11月，他还说：“从1932年到1933年春，红军顺利地击退了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第四次和第五次反苏维埃的‘围剿’，……而从1933年夏到今天，红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蒋介石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

　　总之，共产国际之所以力持六次“围剿”说，是因为他们认为1932年到1933年初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即第四、五两次。以此类推，国民党1933年9月发动的最后一次“围剿”自然就成了第六次。而与共产国际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不同，中共是将蒋介石1932年夏至1933年初先后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开展的“围剿”统称为第四次，并视此后发动的“围剿”为第五次。

　　三、五次“围剿”说更为妥当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中共中央的五次“围剿”说更为妥当。首先，中共中央作为反“围剿”战争的首要承担者，对事态的把握要比共产国际更直接敏锐，同时也更准确。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只能通过驻上海的远东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等人获得情报来源，渠道较单一，因此对中国局势的了解难免存在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的提法显然更具权威性与说服力。关于这一点，李德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虽有莫斯科背景，但因其身处中央苏区反“围剿”一线，所以亦感同身受地认可中共中央的五次“围剿”说。193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便认为目前正处在“敌人的五次‘围剿’”。1939年，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时仍陈述：“蒋介石对赣闽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即1933年秋至1934年秋。”其晚年撰写的《中国纪事》一书也坚持认为：“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1932年夏季开始，延续到1933年初”，此后进行的是第五次“围剿”。这与中共中央的五次“围剿”说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同样将最后一次“围剿”称为第五次。《中央日报》对这场战争作了连续报道，始终贯穿以“五次围剿”的称谓。在此期间，蒋介石南昌行营创办的《军政旬刊》也先后发表《第五次围剿所当注意的几点》、《国军五次围剿赣匪崩溃近况》等文。前者还详细叙述前四次围剿的经过，并明确说目前是“第五次围剿”。与此同时，CC派刊物《社会新闻》亦发表《迈进直前的五次围剿》、《完成大规模的五次围剿》等文，皆称之以五次“围剿”。而在国民党将领方面，曾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薛岳1936年编成《剿匪纪实》一书，其中清晰记载：“二十年(1931年)以迄二十二年(1933年)夏，凡经四次之围剿，……(1933年)秋九月，第五次围剿开始”。1937年，多次参加“围剿”的陈诚编撰《五次围剿战史》一书，内亦称：“廿二年(1933年)春，第四次围剿终未奏功以后，于是乃于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开始第五次之进剿”。至于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蒋介石更是回顾说：“十九年(1930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我们国民政府对中共匪军，实施了五次围剿”，“第一次至第四次，连续三年的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计划”。

　　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同样认为这是第五次“围剿”。早在开战之初，《华北日报》就于1933年11月5日发表了《国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赣匪企图最后挣扎》一则通讯，并加编者按：“今年我军五次围剿，实施碉堡政策，……我们深信这次的围剿，是有很大的希望和把握。”12月23日，天津《益世报》亦刊登了一篇题为《五次围剿中赣匪伪三五七军团主力殆全灭》的报道。1934年7月25日战争接近尾声，北平《晨报》又在《赣南匪区视察归来》一文中说：“最近中央军进行五次总围剿，期于本年年底，完全解决赣中共匪”。9月2日，《大公报》所载傅有权《赣南匪区纪实》一文亦在总结此次“胜利”原因时分析：“自从五次围剿开始，特别注意军事交通”，而且碉堡也具有“对于五次围剿胜利的供献”;同时，“自从五次围剿之后，对于匪区的封锁，与军事同等重要”。这些均表明，当时的媒体舆论普遍以第五次“围剿”视之。

　　总之，不论是从这场战争的交战双方还是相关报道来看，当时都称其为第五次“围剿”。这种直接当事人与见证者的共同看法，无疑要比地处异域的共产国际观点更准确妥贴。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