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怎么改

　　——杜威教育改革思想初探

　　阎亚军*

　　浙江大学教育系 杭州 310028

　　摘 要：教育改革怎么改?杜威的教育改革思想对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该思想主要包括：教育改革应超越“主义”，从“教育”本身出发;应辩证思考，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应科学谋划，统筹考虑;应建立联合体，让多方民主参与。

　　关键词：教育改革;怎么改;杜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关于改革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其中关于“怎么改”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为上好《西方教育名著选读》的研究生课程，笔者阅读了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先生的有关著作，从中也发现了杜威在这个问题上的睿智观点和深邃思想，现将其阐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般认为，杜威是美国进步教育的代言人，但杜威与进步教育之间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杜威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体系为批判对象，创立了自己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他把传统教育归结为“三中心”——教师中心、书本中心和课堂中心，而提出新的“三中心”——学生中心、经验中心和活动中心。杜威把这几个中心的转移视为“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1]可见，杜威当时对旧教育深恶痛绝，同时又对新教育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然而随着新教育的发展(大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它的弱点、缺陷日益显现，既受到社会有关人士的批判，也受到其他教育思想流派的批评和指责，这时，作为教育哲学家的杜威也开始对“传统教育”和“新教育”的得失成败进行冷静和客观的反思，对教育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杜威对教育改革的思考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实验学校时期就已开始，并且一直贯穿于他的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之中，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他的反思才更加系统、深入。杜威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教育改革的探讨，对于中国今天乃至未来的教育改革，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超越“主义”——教育改革应从“教育”本身出发

　　在教育改革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各种“主义”乱飞，今天一个“主义”，明天又一个“主义”;这里一个“主义”，那里又一个“主义”。很多教育改革也以“主义”命名。杜威反对各种主义的教育改革，因为“任何以一种‘主义’为思想和行动依据的运动，都会陷入被其他‘主义’所控制的对立方面。这样一来，它的各项原理的形成只是由于对立方面的非难，而不是由于对各种实际需要、问题和可能性加以综合的建设性探讨。”[2]以“主义”命名的教育改革，令人眼花缭乱，让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改革才是教育真正需要的改革。以“主义”命名的教育改革，往往是以一种主义代替另一种主义，它为了证明或维护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多从“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去论证某种主义的教育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样，教育改革之间的论争，就可能沦为各种主义——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它遮蔽了教育改革本身最核心的东西——“教育”。如此，教育是否真的需要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等问题就都被遗忘了。

　　各种主义的教育改革都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教育是先进的教育，是适合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而其他主义的教育则是落后的教育，是不合时宜的教育。各方各持一种“主义”，仅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证据，将自己的观点奉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大有唯我独尊之势。这就是杜威说的，“于是许多派别产生了，各种不同意见的学派出现了。各个学派都挑选能迎合自己的一系列因素，然后把它们上升为完全的和独立的真理，而不是把它们看做一个问题的并需要加以校正的一个因素。”[3]教育沦为各种派别的竞技场，“主义”之争代替了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改革沦为各个派别的斗争工具，却与“教育”渐行渐远。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对比，也不在于进步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对立，而在于究竟什么东西才有资格配得上教育这一名称。我希望，并且我相信，我并不仅仅是因为任何目的和方法采用了进步主义的名称，就去赞成这些目的和方法。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本身的性质，而不在于给它加上什么修饰的形容词。”[4]何其深刻的思想!杜威并不因为进步主义这个教育的名称而称赞它、支持它，反而更加理性地予以反思和批判。杜威的思想启发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各式各样、各家各派思想盛行的教育改革中，如果要不迷失方向，不为乱象所迷惑，恐怕离不开对“教育是什么”的不断反思与追问。紧紧围绕“教育”来探讨教育改革的问题，按照教育的逻辑思考教育改革，寻找改革的可能路径，而不是停留在“主义”式的口号、名称的变化、更迭上，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有着特别的警示意义。

　　什么才有资格被称为教育，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都归结到“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来。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种人不能脱离社会。我们不要以为杜威强调儿童的经验和生活，就认为他忽视社会。杜威对儿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里的集体。”[5]杜威确实十分强调尊重儿童的天性，自然性，这一点上确实受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但是他更看到儿童天性、本能倾向的局限性、有待发展性。他说：“在任何情况下，自然的冲动和欲望都是一种起点。如果对冲动和欲望不加以某些改造、某些批判，使他们保持本身原有的形式，那么就不会有理智的生长。”[6]教育就是生长，杜威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看到了人的自然生长的局限性，也看到了自然生长必须保持一定的方向，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生长。他还援引埃默森的话指出，“保存儿童的天性，但是阻止他扰乱、干蠢事和胡闹;保存儿童的天性，并且正是按照它所指出的方向，用知识把儿童天性武装起来。”[7]这时候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人是要发展的，人的天性是不完善的，人的发展是要有方向的，教育需要通过知识传授来发挥它的引导、规范乃至改造功能。所以说，不管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改革，都不能为各式各样的“主义”所左右，都不能违背“教育”本身这一质的规定性。唯有如此，教育改革才可能超越“主义”之争和“主义”之循环更替。

　　二、辩证思考——教育改革应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杜威批评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喜欢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阐述其信念和主张。“人们喜欢采用极端对立的方式去思考”，“认为在两个极端之间没有种种调和的可能性”。[8]杜威认为，进步教育家在实践中往往与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教育一样武断和走向极端。杜威的很多关于进步教育和传统教育的观点和主张，也都反映出他对进步教育家的一些主张和做法的不满，更显示出他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比如在教师指导与学生自由的关系问题上，杜威批判指出，“许多学校在进行工作中，似乎认为成人指导的任何形式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似乎认为教育应当关心现在和未来，就意味着熟悉过去在教育上很少或没有起着作用。”[9]教师的指导并不必然侵犯学生自由，而且，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掌握知识文化，提高了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会增进学生的自由。自由并不只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更是一种能力，有待发展的能力。“教师是团体中的一个成员，而却排斥他对团体活动的积极的指导作用——这种趋势是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的又一个事例。”[10]教师应该是领导者，任何削弱教师领导地位的观念都是错误的。“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头。”[11]教师固然要尊重学生，但是也要尊重自己。可见，在杜威那里，并不是要削弱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相反，与传统教育相比，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做教师的难度更大了，这其实也正是进步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难题。

　　杜威也很重视教材知识对于儿童发展的价值，辩证看待教材组织与儿童经验的关系。他说：“旧教育强迫儿童接受成人的知识、方法和行为的规则，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成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未成年人的经验没有指导的价值”。[12]杜威对进步教育提出了教材的组织问题：“在经验内部，教材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组织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教材如何发生作用?在经验中，是否有任何固有的东西，有助于把它的内容循序递增地组织起来?”[13]他意在说明，教材的组织与儿童的经验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新的教育应该也能够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杜威认为，“一种哲学如果只是以抛弃和完全对立为基础，它就会忽略这些问题。”[14]换言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容易使改革者产生这样的想法或行为，即传统教育中曾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去做，现代教育要做的事情都是传统教育不曾做过的。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批判传统教育时实际上是很谨慎的，他在强调现代教育的几个“中心”——学生中心、经验中心和活动中心时，主要是为了对比的需要，并不能简单认为杜威所主张的现代教育、新教育就否定教师领导作用，否定书本知识，否定课堂教学。杜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教育中值得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并且意识到一种新的改革运动所可能犯的错误或遇到的危险。“一种新的运动往往有一种危险，即当它抛弃它将取而代之的一些目标和方法时，它可能只是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性地提出它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它是从被它抛弃的东西里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而不是建设性地发展自己的哲学，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15]也就是说，传统教育中有很多解决新教育问题的因素，新教育不是凭空而生的，教育本身有其连贯性，当新的教育要出现，对旧的教育要彻底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继续吸收、借鉴旧教育中那些仍有充分活力、甚至永葆活力的那些因素，以使新教育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只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才可能积极地、建设性地进行教育改革，探索新教育。

　　三、科学谋划——教育改革应统筹考虑，周密计划

　　杜威曾多次强调过，“新教育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比老路容易走的道路，相反，新教育的道路是一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16] 他认为“传统教育按照常规办事，它的计划和程序都是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进步教育应当是无计划的随意蛮干。” [17]因此他提醒进步教育运动应该认识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的方法同经验的方法正好相反，科学方法是找出一种综合的事实，来代替彼此分离的种种事实的反复结合或联结。”[18]科学方法本是杜威所强调的思维方法，但同样也是教育改革和实验的重要方法。杜威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经验的思维是有用的”，但是经验思维也有三个明显的缺点：(1)它具有引出错误信念的倾向;(2)它不能适用于新异的情境;(3)它具有形成思想懒惰和教条主义的倾向。[19]而科学方法则可以有效克服上述缺陷。

　　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改革的艰难，以为仅凭经验思维就可以应付教育改革，而无需什么科学的方法。杜威对此表示担忧，“新教育的未来的最大危险是由于人们认为新教育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以致新教育的进程可能成为毫无准备的临时凑合的举动”。[20]杜威其实告诉我们，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困难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简单认为教育改革就是抛弃过去的那一套做法，“假如以为抛弃旧教育的观念和实践就足够了，并且走到对立的极端上去，那么，这些问题不仅谈不上解决，甚至还没有被认识到。” [21]教育改革不是临时、随便寻找一套策略去改造旧教育，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我们还需要对教育改革进行统筹考虑，周密规划，尤其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总体设计”，减少改革的随意性、盲目性。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设计”的重要性，正如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所说的，“为了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免折腾，使改革的收益最大化，改革的风险最小化，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改革，做到统筹谋划，系统设计，循序渐进。” [22]这种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是要去严格限制教育改革的每一个步骤、目标，而是要通过充分而全面的调研、调查，明确改革的问题、总体目标和宗旨，在此基础上制定教育改革的行动纲领、实施路线。换言之，我们对教育改革要有充分的准备，对如何实现新教育的路径、策略等须心中有数，对新教育将要面临的困难、问题也要有应对之策。总之，运用科学的方法改革教育，将使我们的教育改革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境地，少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

　　四、建立联合体——教育改革应使多方民主参与

　　教育改革的过程是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困难重重，牵涉面甚广，需要各方面力量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而要达到使大多数人支持的地步，那就需要新教育的信奉者们在这方面进行许多年的严肃认真的同心协力的工作。”[23] 时下，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教育改革，更重视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教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实施者，确实承担着教育改革的重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过分强调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关系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忽视其他相关群体的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使命。教育改革固然与教师有很大关系，但也正如杜威认为的，它绝不仅仅是教师的事情，“以为进步教育运动是教师自己臆想出来并由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这也是愚蠢的。”[24]他还指出，假如进步教育运动遭到失败，那么，这个失败正如它的成功一样，都不能单独归咎于教师。杜威客观而公正地看到了教育改革所牵涉的包括教师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角色和作用。

　　观念的转变是先导，也是社会各界支持教育改革首先需要做的。在杜威看来，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的革新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教育观念的革新能早日完成，那么所期望的学校变革多半也能令人满意地进行。在此基础上，社会各界还要开展合作，组成一些联合体参与教育改革，把教育改革当成与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杜威建议进步学校像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那样，把教师、学生和家长团结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组织，把它的实验看成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合作。进一步，教师与学生、家长、社会以及政府各方形成一个联合体、共同体，共同参与改革，这样新教育才可能因为各方的理解和支持而走向成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所主张的教育改革的科学方法，实际上蕴含着充分的民主理念和精神，在教育改革中没有什么权威，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份子，都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原则。

　　杜威还意识到，由于社会各群体本身的地位、立场差异，可能导致一种不平等的参与。因此，在民主思想指导下，杜威还提醒人们警惕部分人或群体独霸教育改革的话语权，以改革之名实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杜威慢慢意识到，学校改革如果没有教师和家长的支持是注定要走向独断专行和反动的。改革者们声称自己代表着大众，但实际上，肯定是首先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 [25]杜威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当代中国也时常有人打着国家民族振兴、经济社会发展的旗号去实行旨在实现或维持自身小集团利益的教育改革，阻碍、抵制那些损害自己小集团利益的教育改革，这使得中国教育改革步履维艰，踯躅不前。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在进行中国的教育改革时考虑，如何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参与教育改革的决策，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限制少数优势集团、既得利益群体对教育改革决策权的垄断。

　　注释：

　　[1][3][5][美]约翰·杜威.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1;111;5.

　　[2][4][6][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美]约翰·杜威.姜文闵译.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241-242;298;277;243;273;223;246;246;246;245;297-298;250;162;160;298;246;298.

　　[7][美]约翰·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61.

　　[9][24]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49;431.

　　[22]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101/114578.html，2010-12-05.

　　[25][美]约瑟夫·费瑟斯通等.王晓宇、周常明译.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3.

　　How to Reform

　　——On Dewey’s Ideas of Educational Reform

　　Yan Yajun

　　(College of Education, ZJU,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How to reform? Dewey's idea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re very important to China today and tomorrow, which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by us. Dewey's idea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clude: transcending isms,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education” itself; we should think dialectically and abandon the “either-or” way of thinking; we should plan scientifically and wholly; we should establish one community to make multi-stakeholder involve.

　　Key words: Education reform; How to reform; Dew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