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和生态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绿色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在国家决策的层面上固定下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合理、深入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首先要准确把握绿色理念的科学规定性，避免理解上的误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前进。本文拟在这方面谈几点看法，以期有益于学界进一步讨论。

一、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以符合生态需要的方式改造外部自然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回归自然”的主张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以往的现代文明发展进程存在着一个基本理念上的失误，即把自然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财富的源泉，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本手段，在对自然改造与征服的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了越来越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在创造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现实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以往现代文明发展中所存在的理念误区。纠正以往的理念失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不能再把自然单纯视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的对象，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共识。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下，“回归自然”成为时下流行的生态观念。

　　“回归自然”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造成理解的误区。

　　首先，就其合理性方面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以往的发展片面强调了人对自然改造的一面，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人首先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自然环境构成了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条件。自然界本身有其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对自然的改造必然改变原有的自然环境状况，改变后的自然环境状况是否符合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在以往的发展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和忽视的。这也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理念根源。针对以往的失误强调要回归自然，不能仅仅因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需要而任意改变、恶化人生存的环境基础与自然条件。就此而言，回归自然的主张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进行生态建设，就是要让自然生态环境恢复到更加符合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那种状况。自然生态状况与人生存、发展的要求越是一致，表明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

其次，正确解读和阐释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与规定，对于“回归自然”的主张要避免理解的误区。这种理解的误区在于：把回归自然的要求理解为回到纯粹自然的状态，以为人们以往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生态危机，因而坚持绿色理念就是不再改造自然而任由自然自在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更加符合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基本要求是在人改造外部自然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能破坏、恶化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使其更加符合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在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时不能把坚持绿色理念与人对自然的改造对立起来。那种以为自然形成的生态状况就是符合人的需要的生态状况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存在的双重误读。

　　一是对自然生态概念的误读。在现代生物学中，生态概念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用于表达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简单来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生物的生存状态既和自然的无机环境相关，也和其他生物的生存状况相关。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组合构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基础。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自然生态系统只是一个事实性概念，表明自然存在的客观状况。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沙漠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们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造成的结果。作为自然运动和自然存在的客观状况，任何类型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状况都无所谓好还是不好，只是表明了事物存在的客观样态。只有同人的存在状况关联起来，才会有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出发而作出的价值性评判。“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①森林消失，土地变沙漠，这不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能对这种变化作否定性评价；而如果出现反向的变化，沙漠变成绿洲，甚至恢复成为森林，这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会对这种变化做肯定性评价。可以看出，坚持绿色理念进行生态建设并不是要让人类的生存环境回归纯粹自然的状态。森林是自然存在的，沙漠也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形成的生态状况并不一定就是人类需要的生态状况。实际上，所谓生态问题主要指的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引发的、自然生态系统所发生的不利于人的生活需要的变化现象，生态问题发展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构成生态危机。因此，坚持绿色发展进行生态建设首先是要终止那些特定的造成现实生态问题的实践行动。在这样的意义上强调回归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终止那些造成现实生态问题的实践行动并不意味着就是停止任何实践行动，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改造、干预自然而任由自然环境自在地发展。把自然形成的生态环境等同于符合人类需要的生态环境，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二是从人的存在方面来说，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进行生态建设也绝不是使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回归到纯粹自然的状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人之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像动物那样完全消极地依赖于自然界。纯粹自在的自然并不能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必须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按照人的尺度发生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③。离开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活动，也就无法理解人本身。在这样的意义上，让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回归纯粹自然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存需要之间的关系来说还是从人本身的存在方式来说，都不能把绿色理念解读为停止改造外部自然界的活动而回归到纯粹自然的状态。所以，必须结合对生态问题形成根源的合理理解来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规定。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只要有人存在就必然会有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实践的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人的生活的。实践所导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些结果是远离人们的生活需要的。这些消极后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生态问题。这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客观实践基础。但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并不必然造成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出现还有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就认识论方面来说，实践活动的消极结果有些是可预见的，有些则是没有被预见的。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防范和应对已预见的消极后果，而那些没有预见的消极后果则可能带来重大影响，造成生态问题。就社会根源来说，利益分化是造成生态问题并日益恶化的直接原因。在利益分化的前提下，“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④。这时，即使认识到了某种实践行动的消极生态后果，出于自身特殊利益的需要，这样的行动仍然会施行。

　　正是由于这样，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检视和终止那些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活动、由于目标设定合理程度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停止任何实践行动。一方面，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的，离开人对自然的改造人类生活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坚持绿色理念进行生态建设不仅要求终止继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要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以合理的方式重新改造，使之符合人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要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如同上文指出的，自然形成的生态状况并不一定就是人类需要的生态状况；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对于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单靠自然界的运动很难再恢复到破坏之前的状况，更不可能达到人类理想的生态状况。理想的生态状况只能通过人类的改造活动来获得。因此，仅仅从停止破坏自然的行动这方面来理解和界定绿色理念的内涵是不全面的。这并不意味着停止了招致生态问题的活动，生态建设工作就完结了。这实际上是对绿色发展理念完整内涵的误解和遮蔽。所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以符合人类生态需要的方式改造外部自然，而绝不是不再改造自然。

二、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

生态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在人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本身昭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是消极地依赖自然界，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外部世界加以能动地改造，人创造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的发展过程也就表现为人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的发展过程。生态问题根本上是指由于人的活动而引发的自然生态系统所发生的不利于人的生活需要的变化。生态建设就是要终止这样的变化，并使之向有利于人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生态问题与生态建设的要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生态问题出现本身暗示着人类的进步。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用“生产力”概念来标示，生产力即人们改造外部世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升，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的扩大，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结合方式的优化，劳动分工协作规模的扩大与程度的深化，如此等等，都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的人类发展和历史进步论的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信念。历史唯物主义也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一切社会制度和历史活动的根本尺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立足点首先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与进步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心指向与根本要求。这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贯彻，更是我们根本利益所在。“绿色”是对具体发展方式的规定，“发展”则是践行绿色理念时必须要达到的目标。离开“绿色”要求，所谓“发展”可能走入误区，造成现实的生态问题；而离开“发展”，所谓“绿色”理念也就失去了方向，成为与我们根本利益要求相背离的东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遮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

　　但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这一根本要求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在任何时候都同样清晰。生态问题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和行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出现的。因此，从一个角度来看，生态问题的出现昭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则构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客观前提。生态问题的产生、生态危机的形成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对自然的改造超越了自然界运动自我恢复的程度时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没有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会产生现实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这样，以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代表，在反思当代生态危机问题时对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了所谓“唯生产力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主张回归过去那种田园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持一种敌视的态度。尽管不能说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不少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类似的观点时下在许多人那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悖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没有这样的付出，要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在实践行动中出现了为生态而生态的现象，甚至不惜牺牲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来进行所谓的生态建设，这与生态建设本义相悖。

　　生产力发展构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客观历史前提，但是生产力发展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必然成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根本理论失误在于误读了生产力发展与物质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力水平越高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强，就越可能获得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即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历史状况下，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就需要把全部生产力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有多大的生产能力就要生产出多少物质财富。但是，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相对有限的，当这种需要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满足的时候，就不再需要把全部生产能力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了。这时，生产力的发展才真正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的能力的发展”⑤。但是，资本关系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根本上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占有，是为了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因此，在资本关系主导下，有多大限度的生产能力就要进行多大限度的生产，资本生产表现为一种“过度”生产。这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并不断加剧的社会根源。正是由于这样，反思当代生态危机问题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没有看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而仅仅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生产力发展构成了生态危机的客观前提但并不是必然成因，因此，不能以牺牲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生态建设。相反，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要求。这里应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人类发展任何历史阶段，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不能把生产力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完全等同起来。当不再需要把全部生产力能力都转化为现实物质财富的时候，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表现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这时，“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⑥。二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是不同的。是否需要把全部生产力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对于发达国家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而且也需要把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地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

　　我国在生态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既不在于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合理，也不在于把这种生产力转换为现实社会生产的做法不正确，而在于发展生产的具体方式存在缺陷。以往的主要问题在于片面强调了物质生产，把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以为只要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就应该作肯定性的评价，而忽视了不同的物质生产具体生产形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影响。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改变那些尽管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做法与方式，而代之以既能发展生产又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立足点首先是发展，“绿色”是一种限定，是对具体发展方式的要求。以“绿色”遮蔽“发展”完全是一种误读，坚持绿色理念绝不是为绿色而绿色。离开发展这一核心，所谓绿色理念也就失去了灵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践行绿色理念绝不能以牺牲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没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绿色理念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此而言，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尽管对于当代生态建设不乏积极的启发意义，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的批判和回归田园主义生活的主张，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有害的观念。生态理论在当代的建构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必须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三、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而非本质规定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还必须澄明一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即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能深层明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容易造成对于生态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双重误读。这样误读的后果在于从意识形态上把我们引向歧途。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生态问题的产生开始谈起。

　　实践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构成了生态问题形成的客观前提，但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不能把这样的前提理解为生态危机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认为实践越发展、生产力越提升、科学技术越进步，越是会造成生态问题，那么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就失去了依据，坚持绿色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当代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加剧，根本的社会根源要追溯到资本关系的当代发展。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即追求无限的利润。这种增殖形成于生产领域，通过交换并最终通过消费来实现。因此，最大限度增殖的需要驱使资本一方面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另一方面进行最大限度的交换和消费。资本的这种历史本性有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资本的本性却又具有历史的狭隘性，当代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在当代，一方面生产力高度发展使得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远远超越了自然界的自我恢复的程度，另一方面无限增殖的需要驱使资本有多大的生产力能力就进行多大程度的生产。物质生产当然需要物质资源与环境基础，最大限度的生产也必然是对自然物质资源与环境的最大限度的消耗，由此必然造成并加剧生态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审视当代生态危机问题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但是，能否由此就得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生态危机的结论尚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把生态建设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规定来看待，则是走向了歧途。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遵循的正是这样的思路逻辑。这样的认识思路在许多人那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也是他们在讨论生态建设问题时孜孜不倦地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求理论资源的根本原因。

因此，之所以强调不能在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层次上来理解生态建设，就是因为资本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会提出生态建设的要求。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受到遏制就会造成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危机。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张趋势而言，市场的有限性是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一种限制，经济危机就是资本危机的一个根本表现。资本危机不仅在资本增殖的实现方面表现出来，也在资本增殖的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相对于资本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而言，自然资源具有相对有限性。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实际上是资本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相对有限性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生态危机不仅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对资本而言，也是对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所以，一方面，以往资本生产的发展必然造成生态危机，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首要社会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生态危机也是对资本发展的限制，因而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又有解决生态问题的要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具有不断创新的本能和冲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⑧。这种创新的本能也在资本的存在形态和积累方式方面表现出来。当资本以传统工业生产为主要积累方式的时候，不仅会不断遭遇市场的界限从而造成经济危机，而且会遭遇自然的界限从而造成生态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创新的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变革原有的积累方式，摆脱生态危机对资本发展的限制。事实上，资本的这种变革在当代已经初现端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非物质产业的发展以及当代空间生产的发展等等都暗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趋势。资本条件下能否根本消除生态问题，尚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生态危机加剧的前提下，资本也有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的要求，不排除在资本条件下建构起相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

　　由此观之，当代资本关系的发展不仅会在观念层面强调生态建设的价值、强调人的自然生命质量提升的意义等等这些理念，而且会在实践层面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对生态建设、绿色发展问题及其地位给予合理的认知和把握，避免在意识形态上陷入误区、步入歧途。这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一是充分肯定生态建设的历史意义，但不能片面抬高其历史地位。有学者在人的发展的层次上把生态文明看作是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大文明形态，这实际上是对生态建设在人的发展中历史定位的误读。生态建设对于人自然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包括自然生命质量的提升也包括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仅仅从自然生命提升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发展很容易落入资本的意识形态。⑨二是反思当代生态危机问题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但不能由此就把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规定。建构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坚持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因为坚持绿色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要求，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资本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会造就生态建设的积极行动。实际上，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也都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古代社会能够留给我们大量的生态建设思想资源的原因。把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规定来理解，其重大消极后果在于势必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限，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变相的两种制度趋同论。这也是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失误所在。在绿色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即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但不能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总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时代的要求，是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大的基本任务。合理、深入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在理论认识上要保持高度清晰和清醒的理解，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规定性，避免理论上的误读和实践上的误区，这样才能更加合理、有效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