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

　　李永东

　　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摘要：半殖民性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长期以来被现代性、启蒙、民族主义、革命等文学史观和研究范式所遮蔽。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看作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不如看作殖民性的衍化与抹除的双向互动过程，“半殖民和解殖民”规约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和愿景。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角度出发，既能勾连起“现代性”、“启蒙”、“革命”、“民族性”、“世界性”等重要文学史概念和文学史观，又能重新评估这些概念和史观，从而建构新的史述逻辑，呈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副面影。“半殖民与解殖民”既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也是一种文学史观。

　　关键词：半殖民性;解殖民;民族主义;后殖民;现代中国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

　　半殖民性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长期以来被现代性、启蒙、革命、民族主义等文学史观和研究范式所遮蔽。实际上，启蒙运动、现代化所援用的话语基本属于殖民话语，文化启蒙和“‘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而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则包含解殖民的意图，未能完全脱离殖民话语框架的规约。

　　晚清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文学，不如说是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殖民性的嵌入、抹除、遗留问题，干预并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走向和风貌格调。

　　近百年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殖民性问题，至今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近代中国并未整体沦为殖民地，后殖民理论的建构者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也就没有把中国纳入考察的视野;后殖民理论最近二十年在中国渐成显学，但其热闹景象主要体现在对后殖民理论的译介和阐释上，局限于以之来诊断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海外华人和港台学者，只热衷于讨论香港、台湾文学的殖民性问题;国内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近年也开始运用后殖民理论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相关成果只是挑选个别的区域、流派、作家和作品来研究，涉及的是个案，如：单个作家(莫言、严歌苓、林语堂等)的某篇作品，单个区域(伪满洲、香港、台湾、上海)的某类现象，单个流派(新感觉派)的特性。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殖民性当作“个别”现象来看待，自然也就谈不上统观全局、通观流变。

　　涉及的对象较广，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殖民性进行较大规模论述的是史书美的专著《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不过，该著解决的问题也有限。首先，该著的首要观照点为“现代”，而不是“殖民”，“半殖民主义”只是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其次，该著只涉及了现代主义小说，其他文类的研究则付之阙如，且只讨论了五四小说和三十年代的京派、新感觉派，关于京派主要论及废名、林徽因和凌淑华的创作，甚至京派大家沈从文也未纳入讨论范围;再次，该著只讨论了1917-1937年这一时段的小说，故不可能对“半殖民主义”的源流做出梳理，“解殖”过程亦未纳入研究视野。我认为，半殖民性不仅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特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半殖民与解殖民构成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

　　半殖民性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和整体特征，是一个尚未得到基本清理的重要学术问题。

　　二、“半殖民性”、“解殖民”概念的界定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个话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表述。“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这一理论最初由列宁提出。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1915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又把中国与土耳其、波斯这三个亚洲国家看作是“半殖民地国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定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苏共、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反复阐述，最终获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革命和近代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革命领导和理论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阐述历程，侧重于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形态，“半殖民地”指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入侵、扩张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性与非自主性，“半封建”指以封建土地制度为代表的落后的、剥削性质的农业经济在中国的残存，二者相互依存、勾结。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界定相对应的，是对中国革命阶段和性质的定位。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共产党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根据。

　　革命史、党史关于“半殖民地”的解说，属于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阶段性质作出的宏观把握。而“半殖民”在文化、文学上的渗透与表现则更为复杂，更为持久，有自己的滋生、衍化逻辑。政治、经济上的殖民性，重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能够通过国家权力和制度加以抹除，而文化、文学对殖民性的迎合与抵抗，则是一个重复往返、筛选甄别的系统结构和长期过程。

　　半殖民地中国与正式殖民地的殖民处境显然有别。柯文认为“中国殖民地化经验”具有三个特点，即“局部的、多国的、有层次的——加起来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模式。”史书美借鉴了柯文、奥斯特哈梅尔等学者关于半殖民中国的观点，对“半殖民主义的中国”的特性作出了进一步解说，她指出，“与其他被正式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从未整体被殖民过，也从未存在过一个中央殖民政府来管理遍布全国的殖民机构。中国在语言上保持完整性的事实即是中国语境下殖民主义的不完整性的文化证据。”但是，中国又受到英、法、日、俄、美、德等多重帝国的宰制，存在碎片化的殖民地理分布。鉴于此，史书美以“半殖民主义”来描述中国语境下殖民主义的多元、分层次、间接、非正式、不完全和碎片化的特性。史书美关于“半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不在于对“半殖民主义”概念的描述，而在于提出了“分岔策略”，即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世界主义立场的现代主义者，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时把西方区分为“都市西方”和“殖民西方”，“在这种两分法中，前者被优先考虑为模仿的对象，同时也就消弱了作为批判对象的后者”。史书美、叶维廉、张宽、周蕾等海外学者对香港、台湾的殖民主义和中国半殖民主义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灵感。

　　海外华人学者对后殖民理论近距离的接触，深度的浸染，以及所拥有的政治、文化上的双重经验，使得他们相对国内学者来说，更具有穿透中国殖民文化的眼光。不过，对中国半殖民语境和现实状况的了解和体验，海外华人学者不如国内学者直接、深切和细密，他们做出的解说带有整体概观和主观抽象的性质。史书美关于“半殖民主义”和“分岔策略”的解说，属于笼统意义上的看法，一旦深入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其观点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从“半殖民和解殖民”的角度来理解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显然不仅仅是基于政治、经济状况作出的一种判断。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的“两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已被推倒，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半殖民地”状况也就宣告结束。然而，半殖民文化和殖民心理的清理和重塑，则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对“半殖民的现代中国”的解说，基本的依据是晚清、民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同时，我把“解殖民”与“后殖民”状况看作中国半殖民历史经验的应对、遗留与重返，故笼统把近百年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看作“半殖民和解殖民”性质。“半殖民”的直接指向是晚清、民国，之后则衍化为需要抹除的观念、心理、趣味等的综合体，或表现为被重新征询的文化遗留。

　　“解殖民”(decolonization)，又作“去殖民”，简称“解殖”，是与“殖民”相对的一个概念。“解殖民”中的“解”的含义，可以结合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和现代汉语中“解”的义项来理解。所谓“解殖民”，就是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解殖民”与“反殖民”有别。“反殖民”侧重政治上反对、对抗殖民;“解殖民”亦略含反对、对抗殖民之意，但其含义比“反殖民”更深广复杂。“解殖民”是多层面地、结构性地、系统地去除殖民性质，更侧重文化、心理层面，而且隐含了重组去殖后的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关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大致就是按照以上理解来使用“解殖民”这个概念。“半殖民”的含义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了，下面我们逐步解说。

　　顾名思义，“半殖民性的近代中国”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近代中国不是整体被殖民过的民族国家;二是存在局部的被殖民地区和被殖民因素。史书美以殖民主义的多元、分层次、间接、非正式、不完全和碎片化来描述中国“半殖民主义”中的“半”的意思，见解深刻，但属于静态的描述，且没考虑殖民关系的生成方式。近代中国的半殖民性需要从空间结构、生成方式和动态流变来进一步描述。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出：

　　首先，半殖民性表现在殖民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上。近代中国的殖民空间大致分为三类：一、边缘的殖民区域，包括殖民地区(台湾、香港、澳门等)和带有殖民色彩的势力范围、租借地(新疆、蒙古、东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广州湾等);二、中心辐射的准殖民都市，主要指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中的外国租界;三、散点与流动的殖民空间，如：由外国势力控制的矿场、铁路线、轮船航运，以及教堂、教会学校、使馆等。就空间格局而言，近代中国的殖民分布属于“花边型”与“网点式”的结合：广大的中间地区为中国政权所控制(抗战期间除外)，但亦散布着一些殖民帝国控制的商埠、租界、铁路线;殖民势力在外围区域介入较深，但对各类区域的控制方式和力度存在差异。近代中国的半殖民语境由这些殖民性的面、点、线围合而成。

　　其次，中国的半殖民性是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中国的(准)殖民区域属于嵌入型，散点分布，殖民区域与非殖民区域形成了多层面的互动关系。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造成了文化语境和文学风格的半殖民性。这一点不妨以外国租界为例来说明。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外国租界在管理制度、城市景观、文化娱乐等方面移植西方文明，对邻近的华界城市构成了威压，二者形成了对话。租界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现实空间，生成中西杂糅的、殖民性与民族性相纠缠的租界文化。租界的繁华景观和欧化风尚极具感召力，以在地体验和阅读传闻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文明”观念。上海、天津等租界城市之所以迅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存在广大的非殖民地区，租界城市利用其国际商埠和现代都市的优势，吸纳、集中了内地的财富、物产和人才，加剧了中国乡村的贫困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海等租界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中心、边缘结构，重构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而民国政府则力图淡化这种趋势。

　　再次，中国的殖民现象是中外协商的结果，这种情形表明了其“半”殖民性质。殖民势力与中国政府、地方力量之间存在协商机制，租界的选址和拓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办、中外冲突的交涉、中外贸易关系的调整、中国政要的废立、电影的审查，甚至教会学校校长的任命等等，都牵涉到协商，中国的半殖民状况是多重帝国与中国不断较量的结果。殖民帝国的影响虽然渗透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但中国很多时候掌握着处理本国事务的主导权。

　　又次，中国的半殖民语境既是动态发展的，又是复杂的。晚清、五四、30年代、抗战和战后时期，殖民帝国的构成、殖民区域的大小和殖民文化的影响力各不相同;各路军阀、各个党派与多重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政与外敌纠缠在一起，攘外与安内、联外与统一相互利用;殖民与现代、民族、革命、启蒙的关系呈动态发展的趋势。

　　最后，殖民与解殖民同时进行，这也是半殖民中国的表征。中国属于主权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宰制在空间和效果上受到一定限制。半殖民语境下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可以公开组织对抗殖民的行动或话语，殖民与解殖民在中国同时存在，多重帝国“相互钳制”也为中国的解殖民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力量和时机。

　　以上特征，都属于中国“半”殖民的表现，与正式殖民地国家显然有别。但是半殖民性同样是一笔不得不继承的遗产，它影响了殖民时代结束后中国文化、文学的风貌和走向，以及重建“中国”/“民族”/“现代”叙事的境遇。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半殖民性”作出界定了。所谓“半殖民性”，是指近代中国受到多重帝国多层次的殖民宰制，殖民区域与主权地区、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共存，二者构成了碰撞、协商、互动、交融的动态关系，殖民与解殖民同时进行，从而造成殖民宰制的有限、零散、流动和区域不均等;然而，近代的半殖民境遇使得中国臣服于欧美对“文明”、“现代”、“进步”的定义，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文学观念被“西方中心主义”拆解，中国在模仿(或对抗)殖民帝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自我的迷失与重拾”的怪圈;殖民与解殖民重复往返、筛选甄别的系统结构，规约了近百年中国的发展方向，以致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意愿一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民族化与西化之间。由此可见，“半殖民与解殖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境遇和当代策略，嵌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观念系统，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从这个视角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助于最大可能回归其“本真历史状态和情境”，进而对文学史进行重写。

　　三、“殖民”、“民族主义”、“现代”的观念流变与文学的发展

　　中国对殖民问题的态度一直处于流动变异之中。晚清至1950年代先后出版的殖民地研究的系列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洞悉中国半殖民心态的演进线索。

　　1905年出版的《殖民政策》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下，把向中国拓殖的西方当作登门奉送“海上仙方”的救世主，认为西方殖民帝国的“文明水”是疗救中国这个“病夫国的回生丹”。这是留日学生周仲曾的观点，典型地表现了日本、西方殖民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界融合。身居海外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殖民态度与种族主义进行了对接，秉持强烈的种族优劣观念。不仅周仲曾认为“所谓殖民者，实由人种之移徙，输送文明以开发劣等国，而使劣等国民昂进其知识者也。”梁启超也把殖民看作是“优强民族”顺乎“天演”对“劣弱民族”的征服，以“地理”、“人种”来解释欧美殖民帝国的强大和殖民地国家的野蛮落后。国内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虽然“期待通过译介西学得到变法之径”，但还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以“天演公理，适者生存”来解释“人种优劣”的殖民者观念进行了质疑。尤其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人种说”受到挑战，出现了“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和“黄白之例，不可尽信”的观点，极力宣扬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主张“立宪”的知识分子。五四前后的大学讲义《殖民政策》谈到殖民活动的影响时，仍然强调其对于推动世界“文明之进步”的作用，把殖民当作一项值得尊重的事业。1924年出版的《殖民》(阮湘)和《殖民政策》(吴应图)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一部移殖民的活动的历史”，古代中国曾扮演过主角，到了近世，则由西方来主导这一场殖民运动，由此逻辑出发，强调殖民者“传播文明”、“开化”土著的使命，并认为殖民者对土著人民持“平等”、“正义仁爱”的态度。在进化论、启蒙观念的规约下，西方殖民帝国的现状被当作我们的未来愿景，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在思想文化和文学方面推动这一“西化”进程。五四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明的仰慕和对中国现状的批判中，“潜藏着以己为耻、自我怨恨等等复杂的心态”。可以说，五四知识分子是以自我殖民化的心态来对抗“外压殖民主义”(external colonialism)。总的来看，晚清民初的殖民论述，大致把殖民与“文明”、“开化”等同，未能从文化上对殖民后果加以反思。

　　知识分子对殖民的看法，在大革命前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五卅”反帝运动，以及北伐兼顾统一与反帝，表明了中国对待殖民问题态度的逆转。南京政府进一步把殖民问题上升到“党义”和民族国家的层面。192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概要》属于“党义课程”的教材，把“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该著没有否认殖民所具有的“传播文明”、“开化土人”的意义，但更强调其所造成的“血肉狼藉”的“人类恐怖”图景，指出“文明”、“开化”所隐藏的帝国的自私盘算，以及殖民可能引发的战争灾祸，希望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众觉悟，以“赤血洗净”“殖民政策横暴黑暗耻辱的痕迹”。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殖民政策》(刘光华)、《殖民政策》(胡蒙然)、《殖民地问题》(吴清友)、《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董之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大致持类似的态度，这些著作不再谈殖民政策的文明开化功用，而是侧重其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并以之来激发“民族解放运动”和“救亡运动”。

　　到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杨松)、《殖民地问题》(郑道传)、《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彭世桢)，反殖、反帝与民族解放已是同义语，民族主义演变为国族主义，“殖民政策”不再是确证“文明”高低和“人种”优劣的托词，而是确证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内部矛盾、反动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殖民态度的变换过程，是民族传统、民族形象和国家观念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也是对西方文明、都市文化的价值不断质疑和解构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殖民/反殖民的伴生物。晚清、五四时期的中国充满“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但知识分子往往把现代与殖民/西方等量齐观，不假思索地挪用殖民者的东方观念，在进化论和科学至上思想的指导下，把中华民族想象成“劣等”民族，想象成“病夫”，以期警醒国人，起来效仿西方，最终达到“富国强种”的目的。晚清的启蒙运动、“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基本上是在此类观念下展开的。在此阶段，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构成了合谋关系，矮化中国和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虽然指向“富国强种”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却以自我“他者”化的方式巩固、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殖民观念。

　　当然，殖民主义在晚清和五四所激起的民族国家观念存在差异。晚清把殖民帝国当作“文明”现象看待，对殖民文明既爱又恨，知识分子的半殖民心态朝着种族主义方向生发，期望通过“新民”来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以应对欧美的“民族帝国主义”。晚清知识分子自认是“劣弱”民族，对“新国民”的期待沿用了殖民者的种族优劣观，这就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国家”构想带有空幻性质，知识分子于是乐于躲进乌托邦的梦境中来解殖民，带来晚清乌托邦小说的风行。满清推翻后，殖民帝国对中国前途的致命威胁已缓解，五四知识分子更多把西方当作一种“文化”看待，不再像晚清知识分子那样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不再纠结于“中体西用”，他们侧重“立人”和“个人的发现”，在文化上怀有对“差异的恐惧”，“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否定家族、孔教、文言的价值，批判国民性。五四启蒙对个体价值的推崇，对时间的强调和对现代西方的迷信，使得“民族”屈服于“世界主义”。另外，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存在体验与知识的差异，五四作家大部分都有着留学背景，他们带着“西洋”或“东洋”的观念视野来审视中国，其创作的半殖民性在中西权力话语的夹缝中得到了呈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在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上的含混与危机，无疑体现了半殖民性的文本特征。

　　大革命之后，矮化中国转向“逆写帝国”，同时伴随着利用民族或阶级来“反对个人主义的的意识形态”。国民党从“三民主义”出发，以民族主义来整合民族国家观念，把民族主义作为对抗帝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工具;左翼知识分子则以阶级革命的立场阐述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进行内部区分，把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势力集团与殖民帝国看作一丘之貉。正如陈独秀所言：“在一个国家中”，和整个的世界一样，“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比较而言，作为国家权力的把控者和维持者，国民党政府在提倡民族主义方面更为热心，以配合其反殖民、凝聚民心、巩固统治的方略。国民党政府把民族主义作为“党义”加以宣传，出版了一批著作，仅1929年就出版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浅说》、《民族主义概要》、《民族主义提要》等书，这些著作致力于民族国家中心意识的建构。例如：邢琬的《民族主义概要》以问答体讲述民族主义的定义、时代背景及其与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区别，介绍了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以及恢复民族地位的方法等。不过，国民党政府在半殖民语境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意图，陷入了观念的荆棘丛。一党专政、反封建、传统复兴、现代化、反殖民等的意义指向相互冲突，使得国民党政府在文化建设的思路上一团乱麻。“既纷乱又矛盾”的民族主义，是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难以规避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主义潜藏的深层次矛盾与殖民地类似：“‘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者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因此这个矛盾的进程同样令人担忧。”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反殖的同时执意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况且，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现代化和新生活运动，还得同时反封建。国民党的文化宣传实际上在现代(殖民)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之间“模棱和不安，一面要为两种文化协调，一面又在两种文化的认同间彷徨与犹疑。”国民党政府的文化观念可以看作是“最暴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从里到外都蕴藏着复古与现代思想的结合”。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国家观念建构同样延伸到文艺领域，于1930年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企图以民族主义作为“中心意识”来统领文艺创作。前锋社编辑的《民族主义文艺论》(1930)收入的国民党文人的8篇论文，是这一观念的集中展示。左联的文艺政策构成了另一种反帝、反资的阶级论的“相对民族主义”。

　　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更是激发了中华人民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民族国家战争的宏大主题，反法西斯同盟的组合，使得无论在大后方还是沦陷区，无区别地批判所有帝国主义都显得不合时宜，战时反帝的内涵被窄化了，且呈分化趋势。在大后方，民族主义与抗战直接挂钩，“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获得了广泛认同。民族传统在怀念故土、追述先贤的故事中得到释放，而欧化趣味、小资情调则被认为是奢靡腐化、柔弱多情的，与国统区的抗战氛围和延安的工农大众观念相冲突，被当作殖民遗留加以谴责。延安文艺虽然以民族文艺的面貌出现，但主要不是采取向外“反殖民”的策略，而是把重点放在“自内解殖民”，立足阶级观念和人民大众立场，批判“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否定“上海亭子间”作家的创作。延安文艺通过切断殖民传统和悬置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放弃笼统的全称判断的民族主义，在自足的、崭新的、自成格局的区域重新定义文学，以偏于一隅的延安和解放区“此时”的“人民”为文学的言说主体。

　　沦陷区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东方文化》杂志(1942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创刊号推出“确立东方本位文化”的特辑，第二年又刊发了《东方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文，把中国传统文化泛称为“东方文化”，该刊编辑还特意强调“西洋文化”入侵“东方民族”所造成的“缺陷”。“东方文化”的提法，包含重构中国与日本、西方的敌友关系，篡改民族国家与殖民话语的历史渊源的企图，配合了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府的“大东亚政策”。汪伪政府要求文化宣传把“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和“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结合起来，以建设“新秩序之世界文化”;汪伪政权谈文化重建问题，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把南京政府原来的“民族国家”表述颠倒为“国家民族”，并打着“国父”的“亚洲主义”旗号，把“国家”“民族”纳入以日本为主的“东亚秩序”之中，寻找“东亚”认同，提倡“全体主义文化”;汪伪政府基于“东亚秩序”的反殖民立场，是对日本法西斯的献媚，它对“帝国主义”进行区分，把矛头对准英美，要求“揭发英美宰割世界，分割东亚，侵略中国”，“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遗毒思想，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到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当然，沦陷区(包括上海孤岛)的创作，在表述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与殖民的关系时，要比日寇和伪政权所提倡的复杂得多，其半殖民性的特殊表现，由师陀的系列散文诗《夏侯杞》可以窥得一角。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过于细致的阶级划分无形中拆解了无差别的民族共同体情感，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接替了民族主义之前所承担的反殖民功能，解殖民具体化为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反帝反资是告别当下社会，反封建是告别过去社会，告别了当下和过去，最终不可避免导向文化大革命。文革以“清场”的方式全面否定、镇压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相关的政治观念、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学趣味。以“告别”的方式处理殖民遗产，埋下了回到“现代”传统再出发的伏笔，这就有了80年代的启蒙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压制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西化与返传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殖民与解殖民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命题，重新进入中国的现实社会和精神领域，引发新一轮应对机制的辩解与践行。面对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语境，中国知识界更多地是以“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来应对，表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境遇仍然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可以说，半殖民与解殖民的张力，作为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力量，制导了近百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曲折发展与不断再出发。民族化、现代化一直与半殖民历史纠缠在一起，帕尔塔·查特吉指出的殖民地国家提倡民族主义所面临的矛盾情形，在半殖民地中国同样存在：

　　(东方)祖先的文化不适应于世界性和日益占优势的标准的成就和优点。他们也按照西欧先进民族推行的全球化标准判断出了本民族的落后状况。……他们也认识到这些标准来自外国文化，本民族传承的文化并不具备使自己达到那些标准的必要条件。因此，“东方”型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文化上“重新武装”这个民族，要改造它的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异族文化，因为这样民族将会失去自己的特性。因此要尝试去复兴民族文化，使其适应进步的需要，同时保留其独特性。

　　近百余年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阶段性地诋毁祖先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或者阶段性地归依祖先的荣光，或阶段性地从与“资产阶级文明”疏离、与封建地主对立的底层民众身上寻找原生力量，唯有(后)殖民主义总是阴魂不散，盘绕在祖先追述、阶级角逐、民族自强的文化和文学历史的演出场。

　　中国的半殖民与解殖民问题，是一道加减法混合运算题。晚清至1945年以加法为主，减法为辅。战争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殖民、半殖民地区不断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殖民、半殖民地区的主权或管理权逐渐被中国政府收回。1945年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减法占绝对优势，解殖民成为主导，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先后结束了殖民地时代，外国租界已成为历史。不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进入了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一国两制”、“全盘西化”、“阐释中国的焦虑”、新儒家的兴起、“中华性”的提出、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宪政”的论争，以及“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召唤等等，都可以看作中国对后殖民语境的应对姿态，也包括对殖民遗留问题的回应。这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策略，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后殖民概念是重新审视历史往事和重设当代世界文化关怀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不仅是新时期的政治、文化问题，也表现为文学创作的风貌。现代派、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启蒙文学、怀旧书写、新海派、津味小说、离散写作等等，无不在回到传统、重提现代等名目下重新考量中西问题，考量现代性、欧化趣味、普世价值、殖民霸权、民族传统、文化重建等问题之间的可能关系与理想关系，以期建构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与文学身份。在不同阶段，半殖民文化作为“新兴的”或“主导的”或“残余的”文化形态，或隐或现，牵制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四、“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史观

　　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是一种神话，但不能否认“帝国主义”概念确实对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阐释力。中国最初被拖入由西方定义的“现代文明”境遇，以及从“天下”到“万国”、从“天朝”到“病夫国”观念的转变，都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有密切的关系。清末知识分子就认识到中国对“现代文明”的追慕与“殖民”的关系：“中国今日所谓新学，皆泰西之旧学，经前数世纪学哲研究而出者也。泰西近数十年最新之学说，为殖民政策一科。此学发明以后，列强争汲汲焉：设置殖民官厅，创立殖民学校，联合殖民会社，各图殖民事业之突飞进步，遂以演成二十世纪最激烈、最悲壮之活剧者也。”正因为此，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转向、演进，一直难以撇开殖民帝国主义的现实影响和历史遗留，让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旅笼罩在殖民帝国的斑驳阴影下。然而，近代中国并未整体被殖民，在身份上归属主权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能算是严格的受殖者，照搬(后)殖民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发展，显得有些牵强，因此(后)殖民主义的讨论更多停留在文化理论层面，很少进入文学史的操作实践。

　　“半殖民性”概念的提出，“解殖民”概念的诠释，以及对现代、民族、启蒙、革命与殖民关系的辨析，为考察、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观念、新方法、新框架。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角度出发，既能勾连起“现代性”、“启蒙”、“革命”、“民族性”、“世界性”等重要文学史概念和文学史观，又能重新评估这些概念和史观，从而建构新的史述逻辑，呈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副面影。从文学史的历时梳理来看，“半殖民与解殖民”观念轻松突破了晚清、民国、共和国(或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所构设的壁垒，形成了自身的史述线索，既充分考虑社会、时代、政治背景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又能超越政治的偏至狭隘对文学史叙述的操纵;从文学的空间关系来看，“半殖民与解殖民”观念具有整合和区分的优势，既能向内整合大陆与港澳台文学，辨析区域分化(如：主权地区、殖民地与租界，抗战时期各区域)的文学景观，又能向外勾连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影响关系，并把离散写作纳入史述框架。另外，还为重新评估翻译文学提供了新的观念视野。“半殖民与解殖民”不仅能对文学作出思想文化的分析，也具有艺术评析的功能。因此，“半殖民与解殖民”既是一种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也是一种文学史观。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讨论，不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的一场简单操练。在研究中我们需要警惕把(后)殖民理论纳入普世主义范畴，需要进入中国特定的历史、空间，还原中国半殖民文化语境的复杂情形和遗留形式，才能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角度揭示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发、变动的情态和呈现的风貌。同时，还要注意到“殖民、半殖民、后殖民、反殖民、返殖民、解殖民等所构成的文化系统，其内部不断相互衍生、冲撞、分裂，从而推动也丰富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看作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不如看作殖民性的衍化与抹除的双向互动过程，“半殖民和解殖民”规约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和愿景。——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论断，详尽情形如何，还需对半殖民与解殖民历史进行细致考辨，还需对半殖民性与现代性、民族主义、启蒙、革命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作出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进入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的肌理，问题方算得到切实的解决。目前，我们先抛出这个话题，期待方家的批评、回应。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重大培育项目“半殖民语境下的民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