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李永东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摘 要：“南京大屠杀”是中外战争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虐事件，不少作家以之作为创作题材。然而，目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研究却相当薄弱，还停留在单个作品分析的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民族国家观念出发，对中外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整体研究。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他们对日军暴行的解读或侧重“大屠杀”，或侧重“强奸”，在写法则有“将军写法”和“士兵写法”两种。中国作家的大屠杀叙事存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区分;日本人的小说既包含真实呈现和历史反省的成分，又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美籍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有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生命的反思，但仍避不掉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把大屠杀演绎成西方拯救中国的故事。近年来，为秦淮河妓女立传、为外国传教士大唱赞歌的故事模式，引领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小说 民族 国家 叙事
作者李永东，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 400715)。
引 言
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惨绝人寰，曾震惊国际社会，随后又湮没于冷战时代，淡出国际视野，成了“被遗忘的大屠杀”。直到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重新引起学界关注。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已蔚为大观。然而，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仍显冷落，只有洪治纲、费团结、胡春毅、郭全照、经盛鸿、徐静波、周正章等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他们的研究大致采取个案分析，以一两部小说为例，从直面历史、观照人性、揭示苦难以及解读叙述策略等角度切入，讨论对象集中于阿垅《南京血祭》、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和哈金《南京安魂曲》。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创作，历经抗战、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相关作者来自多个国家，作品数量多，承载的观念复杂。因此，只有对近七十多年中外作家的相关小说作整体考察，才能全面洞悉这一特殊事件所承载的历史情结和现实寄寓，才能揭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心理动因和文化姿态的复杂性。
对南京大屠杀的小说作整体研究，并不意味着要面面俱到，而是重点关注这些小说容纳的主导观念和基本主题，同时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由此确立研究视角。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宜照搬国际上同类事件的研究模式。人们常把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相提并论，然而，同为二战时期发生的人类惨剧，中外人士记忆、想象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方式和态度有别。奥斯维辛大屠杀主要是作为人性、文明、种族的灾难被铭记和反思;而南京大屠杀在历史和小说中主要是作为民族国家事件而存在，近期的国家公祭仪式也指向“保存历史记忆、彰显国家意志”。鉴于此，本文选择从民族国家观念角度来研究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
民族国家观念的想象和建构，很大程度上受到作家身份和时代语境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小说的创作者身份较为庞杂，有南京保卫战的爱国军人阿垅和黄谷柳，有日军随军记者石川达三，有承续旧观念进行创作的周而复，有怀着去蔽心态走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海外华人作家……。从国籍来看，又有中、日、英、美各国。随国籍而来的身份归属意识从来就不是单纯符号，它涉及言说的位置与态度。况且，战争最能体现政治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位置、态度与时代性的遇合，使得民族国家观念在南京大屠杀小说叙事中获得了繁复而歧异的表达。
一、日军暴行的命名方式与民族政治的叙事选择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烧杀奸掠等系列罪恶，恐怕没有一个语词能够全面指称。国际通行的命名有两种，即“南京大屠杀”(The Nanking Massacre)和“南京强奸”(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为中国和日本所采用;“南京强奸”是西方对南京暴行的通行说法，且为最初确立的称谓。持中立态度的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的进展，一开始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故西方新闻界最初报道强奸问题是比较谨慎的，“只报道了一些未经核实的强奸事件”，但是由于日军有组织的集体强奸事件在南京频繁发生，很快“南京强奸”在世界范围内被用来比喻对这座城市的侵略。两种命名方式都使用了借代手法，从而造成名称符号在接受者头脑中唤起的能指(罪恶形象)相差甚大，也反映了民族政治和时代语境影响下“告诉世界”的立场和策略。
中日和西方对南京暴行的命名差异，与小说创作的情形相呼应。大致来说，中国大陆和日本作家的小说，如《南京血祭》、《大江东去》、《南京的陷落》、《落日》、《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活着的士兵》、《血染金陵》等，主要在“屠杀”的意义层面叙述日军的南京暴行;而海外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如《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南京的恶魔》等，则主要在“强奸”的意义层面叙述南京暴行。“屠杀”与“强奸”的叙事区分，不仅与创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关，也与小说的创作时间有关。抗战与冷战时期的小说，为民族战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于是侧重“屠杀”;21世纪的小说则立足于南京事件的创伤性记忆，经由女性立场通达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热衷于从“强奸”维度进入日军暴行的叙述。大致可以说，20世纪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围绕“战争与男人”展开，而21世纪则围绕“战争与女人”展开。
南京暴行的命名方式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差异，影响并体现在小说的故事空间、人物设置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
首先，中外作家在故事空间的选择上存在分野。由中国和日本作家创作、较早出现、偏重“屠杀”的小说，涉及的主要空间为战壕、山峦、城墙、指挥部、街道、码头、私人住所，这些空间具有侵略与抵抗的战争属性，是中日两国生死对决的空间;而21世纪中外作家创作的偏重“强奸”的小说，受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观念扩张的影响，往往把故事的主体空间设置在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难民所)，故事笼罩在暴行与庇护、苦难与拯救的话语结构中，外侨力量、宗教气息作为重要元素强势嵌入中日两国的南京事件中，被强暴的南京以女性形象出场，无辜者、柔弱者所经历的惨痛是叙述的重点，南京浩劫朝着西方人与日军抗争的方向倾斜，引发对战争的非人性、反人类性质以及战争创伤的思考。
其次，主要人物的设置和叙述视角的选择，配合了民族政治的表达需要。在战时中国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中，中国人是故事主角，经由中国人的视角聚焦屠杀，叙事的情感和思想逻辑遵循中国人的立场，外侨、教堂处于叙事视野之外，即使涉及庇护与庇护所，亦被处理为中国文化空间内的庇护。黄谷柳《干妈》中避难的士兵，被干妈安排在自家地下室。张恨水《大江东去》中来不及撤退的军官孙志坚本想以死相搏，寺庙的老和尚劝他暂避寺庙。两部小说中勇敢担起庇护责任的干妈和老和尚扮演着中国“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庇护是躲避日军屠杀的权宜之计。中国“父亲”、“母亲”之所以不赞成这些勇士在南京沦陷后“杀身成仁”，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人”，应当“为国家爱惜羽毛”，不可无谓地抛洒生命。21世纪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严歌苓、祁寿华和英国作家莫·海德的南京大屠杀书写，明显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从而与中日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文化观念上强调救助，“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就更加是英雄行为”。再加上留在南京保护难民的外侨大部分是传教士，基督教观念让他们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是“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因此，欧美籍作家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讲述，跳出了中日民族对抗的二元格局，把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作为关键人物引入南京浩劫的叙述，构设出由西方人主导的拯救南京的故事。美籍华人作家流变的、“非本质的中间性”和跨界的离散写作，使得他们无意于把南京浩劫仅作为中国人的灾难或抗争来叙述，他们乐于把上帝观念、普遍价值等西方经验嵌入南京事件。为了突显雄强、道义的西方形象，劫难中柔弱者、卑贱者的陪衬就显得必不可少，因此小说选择以中国女人与西方传教士为主的人物组合，钟情于传教士、教会学校女学生和妓女的故事。美籍华人作家跨文化、政治和中西兼顾的创作姿态，使得其小说关注南京的美国教堂、安全区，以及西方人在庇护难民、阻止性暴中所扮演的角色。英国作家莫·海德的小说《南京的恶魔》则皆把日本和中国东方化，日军中的“南京恶魔”是病弱的，嗜血成性，中国则是“食人族”，存在顽固的迷信，中日两国文化与国民性格的病态造成南京的灾难。与此对照，为西方社会所不容的英国姑娘在揭示、裁决南京血腥历史事件中，证明了自我，成为最后的英雄。在南京浩劫的跨时空演绎中，这部小说同样把女性身体被侵犯、肢解的事件作为故事的关节点。
21世纪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进入南京大屠杀叙事领域，提升了该题材的创作水准，向世界扩散了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他们从人性的异化、宗教的拯救、心灵的创伤、生命的意义等方面进入南京大屠杀的书写，采取了类似于奥斯维辛大屠杀叙事的价值系统。然而，他们不大在意奥斯维辛与南京大屠杀的区别——奥斯维辛大屠杀没有严格的国界，主要是种族和宗教性质的灭绝行动，而南京大屠杀是民族国家被入侵后发生在首都的暴虐事件。因此，奥斯维辛大屠杀叙事可从人类、宗教、种族、人性、文明等角度展开，而南京大屠杀叙事则绕不开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以个别传教士和妓女的圣洁道德、心灵创伤来承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把中国劫难讲述成以西方文化空间(教堂、教会学校)和西方人为主体的故事，显然属于剑走偏锋的写法。
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国家战争的一部分，规约了战时中日作家的书写姿态。他们对南京暴行的解读，灌注了征服与抵抗、血腥与仇恨的雄性文化色彩，通达国家权力、民族荣誉的较量，在英雄主义的指导下侧重阐释南京浩劫的“大屠杀”性质，有意回避“强奸”事件。“战争——扯着胜利的大旗，高扬着武器，悄悄向男人签发着强奸许可证”。日军将领对士兵的性暴力最初并没有加以有效约束，多少包含用“强奸”来增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意思。“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然而，这并不适合宣扬。日军强奸两万名中国妇女的兽行，到底有损打着“圣战”旗号的皇军的“声誉”。日本作家在涉及日军的性暴力问题时显得小心翼翼。堀田善卫《血染金陵》只是通过转述涉及慰安妇的悲惨情景;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尽管述及虐杀中国姑娘的事件，但对带有色情意味的虐杀作了战争需要的解释。与之相对照，日本方面最初则乐于宣传“屠杀”，《东京日日新闻》等多家媒体就争相报道“杀人竞赛”事件，以此塑造民族“英雄”。“在和平时期，杀一个人是犯罪;在战争时期，杀千百万人是英雄”。日军正是在这种法西斯战争逻辑下来宣扬“屠杀”的。
“强奸”令中国深受其辱，受害者对之亦讳莫如深。“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国耻，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来实施残杀的”，对于受虐国来说具有比“屠杀更为痛苦的含义。”因此，在日军肆无忌惮强暴中国女人之初，日军的暴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到中国官方新闻封杀”，直到1938年1月，日军的南京暴行才大白于天下。“强奸”是把双刃剑，它极度伤害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度刺激了国民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仇恨的喷发。“国民所获得之种族意识愈多，民族魂之激荡愈强”。南京陷落后，被困在城内的国军野战救护处的两名军官就察觉到，贩夫走卒认为“打败仗而被烧被杀，好像是民族和国家计算得到的应有的牺牲;但强奸妇女，无论如何是一桩卑劣的行为，是国家民族切骨的深仇，应该不顾一切，誓死起来反抗”。因此，在1938年的报刊中，并不乏关于日军性暴力的报道。不过，屠杀、抢劫、强奸、纵火在报道中的排序还是有讲究的。1938年中国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最初是强调屠杀，其后才逐步同时关注强奸。例如，《首都沦陷记》与《陷后南京惨象》这两篇的报道文字、内容颇多雷同，应出自同一记者之手。《首都沦陷记》先发表，《陷后南京惨象》是其扩充版，后者增加了“纵火狂烧”、“奸淫妇女”两部分内容，按照“凶残屠杀”、“纵火狂烧”、“奸淫妇女”、“掳掠一空”的顺序进行报道。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日军暴行的宣传，更愿强化其“大屠杀”性质。战时中国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即使涉及性暴行，也多用暗示与模糊的表述，不对事件作直接描述。阿垅的《南京血祭》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没有涉及强奸中国妇女的场景和具体事例，《干妈》也只是间接暗示干妈在日军军营被性侵的遭遇，指明“她代表南京所有的母亲们”。干妈被看作忍辱负重的南京形象、民族形象的象征，她的遭遇召唤着民族复仇的行动。
战时中国关于大屠杀的宣传，意在强化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心。即使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也要将日本隐喻为“一个将要没落的太阳”，以此来激励民族信心。阿垅反对用“失败主义”的论调叙述南京保卫战，《南京血祭》关于中国阵地的失守、战争的溃败仅以只言片语带过，大篇幅叙述的是中下层将士的顽强斗志、为国牺牲的朴素信念和对敌的有力阻击。小说的“尾声”写到南京沦陷、日军屠城，用的都是概略写法，并强调中国军人仍在各自战斗，还指出胜利的日军是一支绝望的、走向末路的军队。结尾更浓墨重彩叙述了骑着白马的某师长冷静带领部下从南京突围，沿途像狂风野兽般扫荡敌人，最终克服芜湖，小说到此结束。失败的南京保卫战经阿垅的叙述，丝毫没给中国读者带来气馁、受挫感，反而让读者更多体认到民族战斗精神的悲壮喷发。
鲁屯道夫认为，在民族战争中，民族的战斗意志和种族意识尤其重要。战时中日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态度，体现了对各自民族精神的维护。而战后中外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在民族观念的建构上则产生了分歧。写作时的政治语境、国际关系影响到中外作家对屠杀事件的理解，海外华人作家模棱两可的文化身份也在大屠杀叙事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迹。因此，战后中外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在民族观念的表达上可谓各异其趣。
二、将军的写法与士兵的写法
从理论上来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讲述，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也可从民族国家、政党、人类的角度;可着眼于全局，也可描写南京城受难一隅;可采取见证者的眼光，也可采取旁观者视角;可从侵略者的立场，也可从受难者或第三者的立场来叙述。不过，叙事方式不同，唤起的民族观念及其艺术感染力也会有别。
南京攻守战和大屠杀，是几十万人在南京城内外上演的人类惨剧。面对宏阔、绵密、杂乱、流动的浩劫场景，如何用语词进行有序赋形，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叙述问题。阿垅提出了两种写法：将军的写法和士兵的写法。“在战争里，将军所看见的是森林，不是树;而士兵所看见的恰好是树，而不是森林”。不仅战争的写法有这种区分，大屠杀的写法亦复如此。周而复《南京的陷落》、邓贤《落日》、唐人《血肉长城》(《金陵春梦》第四集)的宏伟叙事属于将军的写法，其他小说则是士兵的写法。
事实证明，将军的写法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并不合适。邓贤《落日》怀着敬意进入南京保卫战的书写，把战争的讲述与抗战将领的悲壮传奇相结合，实现了民族战争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宏大叙述，颇有感染力。但是，一旦进入“大屠杀”的故事环节，作者似乎就失去了操控叙事的自信。第二十四章“首都沦陷”以极简省的笔墨叙述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主要通过日军高层的命令发布和意见分歧来间接透露日军暴行。相比之下，第二十五章“重祭石头城”倒是耗费更多笔墨来质问，为什么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屠杀者，并由大屠杀引发对中日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周而复《南京的陷落》则以得江山者的事后姿态嘲讽蒋介石军政集团在南京保卫战的表现，对于围城前的整体局势，小说尚能通过披露国民党领导的战时动机、派系盘算、高层决策和外交局面来呈现，而一旦进入陷落后南京的叙述，则显然难以把握全局。因此，《南京的陷落》从将军的写法中撤退，以“杀人竞赛”事件来折中大屠杀叙述的森林与树的关系。从杀人恶魔的日军视角来叙述大屠杀，叙述他们对军人荣誉的竞争，那么，我国民族意识的表达与民族形象的塑造可能会陷入有违初衷的境地。如何调配政治党派、民族国家和反法西斯的关系，是长期困扰抗战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日本媒体与《南京的陷落》提供的“杀人竞赛”故事中，杀人者竟被赋予类似的“英雄主义”色彩，而《血肉长城》对战时国民政府执政者的妖魔化，与日伪所做的宣传何其相似。在《南京的陷落》和《血肉长城》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国家形象被双重虐杀：日本的他杀和中国的自我虐杀。这与小说简单地以阶级、党派立场打量抗战、屠杀的整体图景有关。南京大屠杀属于民族的灾难，如不采取民族国家的叙事立场，那么，民族整体立场在向阶级、党派立场转移的过程中，民族惨剧就延伸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指控，内部的裂隙就会折损对日本法西斯的批判力量。
将军的写法只能提供虐杀事件的框架，士兵的写法则以丰富的细节刻画个体生命遭受虐杀的具体情形和独特体验。因此，士兵的写法更具悲剧的感染力，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更真切饱满。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持续性和广延性，叙事者难以拥有“卫星图”那样的全局视野，难以提供大屠杀的“全息”图景。大屠杀注定适合采取见证者、亲历者的限知视角进行讲述。“个人经历的大屠杀”既是拉贝、魏特琳、程瑞芳、东史郎等记录大屠杀的方式，也统领了《干妈》、《大江东去》、《血染金陵》、《月落乌啼霜满天》、《南京安魂曲》、《南京的恶魔》等小说的叙事观念。当然，个人限知视角也有其局限性，它难以承载南京浩劫的巨量信息和民族临危的丰富世相，因此就出现了将军与士兵写法的折中。阿垅《南京血祭》和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采用第三人称多视角以及空间、时间相互推进的拼图式叙事。在《南京血祭》中，南京战役前后的各个角落、各路士兵的限知叙事，构成了阿垅笔下的“全局”，这是由“士兵的写法”叠加组成的“全局”。《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同样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小说以天数为故事时间单位，轮番叙述日军少将中本千夫，国军上校林耀光，金陵女子学院的魏特琳、林海伦和伊娃，躲藏在家的宁宁和外公，安全委员会主席拉贝，外科医生威尔逊等每天的心理、行动和遭遇。几个主要人物各处自己特定的空间(住房、难民所、医院、军营、阵地等)，空间的被入侵和转移既是联络相关人物的纽带，也是惨剧发生的时刻。小说各部分的行动主体都拥有自己聚焦、体验南京大屠杀的局部视角，各个主体的所见、所想与所遭遇的暴行，组构起一幅视点分散、细节饱满、心理深描的南京大屠杀地图。第三人称多视角、多空间与时间推进相结合的拼图式叙事，获得的不是从空中俯瞰的全局视野，而是跳跃式的点的汇集，这种写法带来结构上的散漫，但能造成很强的带入感，让读者充分领略大屠杀中个体生命的恐惧、绝望、愤怒、承担和变态，以及战时民族主义的生发与变异形式。散点透视的拼图式叙事适合呈现南京抗战与大屠杀的繁复情形，阿垅采取这种写法试图传达这样的观念：“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阿垅的观念透露出把民族当作整体看待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民族战争中，肯定个人(从士兵到领袖)，也就是对民族精神、民族形象的维护，并构成对侵略行为的有力回应。
不论作者的“位置”如何，对日军暴行的叙述，都排斥置身事外、冷静客观的书写方式，它召唤着“愤怒出诗人”的民族主义的激情表达，即便像张纯如的历史著述《南京大屠杀》、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亦是如此。这也是“士兵的写法”统领南京大屠杀书写的重要缘由。
三、日本作家的大屠杀书写：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
侵华日军是南京暴行的制造者，日本作家的大屠杀书写，就成了大屠杀叙事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本作家在南京暴行的叙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指向对历史的理解，也是通向未来的警示。因此，有必要专门加以论述。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无论是小说《活着的士兵》《血染金陵》，还是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南京大屠杀亲历记》，都主要把罪恶归于战争，剖析战场这个“具有强大魔力的磁场”，如何去除普通士兵的软弱、悲悯、惶惑，一步步把他们改造成心理变态、疯狂嗜血的“作战的活武器”，并从军需供给、民族文化、人性、“圣战”的角度对日军的暴虐做出辩护性解说。
尽管战争通常以占领土地、“打垮敌人为目的”，但是日军的南京暴行完全超出战争的需要。日军疯狂虐杀俘虏与平民的情形，中外人士的小说、日记多有记录，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作家在小说中对南京和中国的“精神虐杀”。在好战的军事家看来，“民族战争”不仅要在战场上以暴力征服敌人，“对于敌方民族之精神力及生活力，亦须加以攻击，以图其毁灭与疲弊”。日本的“笔部队”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这就使得对首都南京、抗战领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肆意攻击，成为日本人南京事件书写的基调。甚至被视为“最客观”记录、想象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亦不掩饰日军对中华民族的轻视，认为中国永远停留在远古的过去，“支那人民”是无政府主义者，“过着完全对政治不问津的生活”。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血染金陵》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它把对中国的“精神虐杀”推演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血染金陵》初版于1955年，作者堀田善卫是日本“战后派”作家，然而小说对战争灾难的反思却显得怪异。《血染金陵》采用日记体，由陈英谛的日记构成。一个日本作家借一个中国人的口吻，如何叙述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一个中国叙事者和主人公，如何反思日军的侵华行径?实际上，堀田善卫在小说中并没有“移情”的诚心，未能进入南京难民被践踏、杀戮时的真实体验。作为作者的代言者，陈英谛是以海军部文官、国民政府情报员的身份留在南京，然而，在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抗战初期，在沦陷的南京，陈英谛不仅没有承担反思日军暴行的功能角色，反而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诘难者、嘲讽者。小说借陈英谛的叙事视角，对南京、中国实施了全面的精神虐杀。
首先，作者缺乏直面南京大屠杀的诚意，或者说作者本来就没打算为南京大屠杀立此存照，因为小说从时间上直接跳过南京大屠杀。小说原题为《时间》，然而，陈英谛的日记从1937年12月11日直跳到1938年5月10日，恰恰跳过了“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关于杀戮只有寥寥数语，简单说及杀了多少人，以及日后回叙时作为零星事件被提起。
其次，小说包含这样一个表意逻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陈英谛的日记没采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观念套路，而是着重渲染“兄弟阋于墙”却不“外御其侮”。小说从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绝望氛围、城市心态的铺陈入手，从危机时刻的家族关系入手，让陈英谛不断评论兄弟间的冷漠、无情、自私，以及战祸临近时所暴露的阶级对立、民心涣散问题，以此肢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就在小说结尾，作者仍不忘强调中国的内部分裂，以一对患难恋人政治道路的分歧为陈英谛的日记作结。小说隐含了这一逻辑：南京的陷落和大屠杀的发生，是中国人的咎由自取——如果有权势的兄长陈英昌愿把陈英谛的妻儿带到大后方，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汉奸伯父愿意保护陈英谛一家，陈英谛的妻儿就不至于惨遭虐杀，表妹也不会被日军蹂躏。小说在写南京日军的暴行前，把中国军人的失职、政府的残暴、难民的抢劫、伯父之流对日军暴行的期待加以反复渲染，为日军的南京暴行做铺垫。其叙述效果是：读者不应对日本占领军的所作所为感到奇怪，因为中国人自己早就这么干了，而且还期盼日军暴行早日到来。在南京尚未沦陷时，陈英谛已完成了民族国家系列厄运的推演：“炮火、死亡、占领、亡国、附属国、殖民地”。小说频繁地把绝望情绪提前，并对之大肆渲染，虽为日记体，却随意地使用后设视点。
再次，小说着意通过话语修辞摧毁民族国家的一切象征，以达到对中国进行精神占领的目的。文化器物、城墙、首都、领袖、政府部门，这些都应属于民族国家的象征物，在小说中或被摧毁，或被贬低，或被占领，或被嘲弄。我们按小说中民族国家象征物被凌辱的顺序进行分析。一、城墙。为突显日军占领城墙所具有的精神虐杀意义，在南京城墙被占之前，小说先把南京城墙解读成精神的象征物：抵御一切残酷，保卫血肉心灵，维护思想意志的统一，使一代一代生存延续下去。在此，城墙承载着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接近众志成城的寓意。小说写南京的陷落和被践踏、杀戮，恰恰以道道城门的失守为表征，可理解为南京的陷落是民心涣散、精神共同体崩溃的结果，被摧毁的表面是城墙，实则是华夏精神。二、文化器物。日军进驻苏州瓷器世家杨家，把杨家精美的瓷器一件件摔碎。“它不只是要摔碎那些特定的瓮、坛子，而是要毁其全部，扼杀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中国”的英文“China”，另一含义是“瓷器”，日军少尉毁尽杨家所有瓷器的举动，可看作摧毁中国精神、践踏中国“文化文明的价值”的一场仪式表演。三、首都南京。首都作为一国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往往被赋予庄严肃穆、整洁有序、宏伟繁华的形象。而小说却一再贬抑首都南京，嘲笑南京不过是“一个三流地方城市”，“威严全无”，在抗战中难以安抚市民的“内心恐惧”。贬低首都形象也就是贬低中国的国家形象;否定首都在国人心目中的威严感，也就是拆解民族国家带给人民的归属感、安全感。四、国家领袖。国家领袖代表国家形象，是影响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战时尤其是如此。1938年杜衡在译文按语中盛赞“蒋委员长不但是中国民族的最伟大的领袖，而且是中国民族的唯一的灵魂”，这一说法虽言过其实，但显然是出于统一抗战的考虑。《血染金陵》则频繁攻击、矮化蒋介石，应看作是对中华民族形象和向心力的解构。由此可见，《血染金陵》还未开始叙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就已完成了对中国民族国家象征物的精神虐杀，一步步拆解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认同感。
还有，“善解人意”的受害者与匪夷所思的仇恨转移。对于日军的南京暴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国际友人无不充满悲愤，《程瑞芳日记》《陷京三月记》《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以及中西媒体的报道，皆表达了这种态度。然而，《血染金陵》的中国受难者却难以置信地“善解人意”，对日军暴行持“理解”的态度。日兵把陈英谛一家用铁丝串起来，并殴打他们，陈英谛对此的感想是：“日本兵之所以这般粗暴，就是对他们作为兵士的正当名誉心、天性勇敢，没有以正当评价。”日军兽性横溢，到处强奸妇女，而杨孃却淡然给予如下解释：“现在敌人处于极度兴奋、猜疑时期，因而失去常规，在其食欲、性欲得到满足后，一定会安定下来而也不会是遥远的事。”对于日军暴行，小说总是让受难的中国人担任“善解人意”的角色，并替敌人开脱罪责。
而且，小说把暴力叙事引向歧途，绑架中国作为罪恶的替身。儿子英武被日兵杀戮，陈英谛在麦地找到其尸骨，不知何故“却想起对面那户人家去年冬天将池塘里的水掏干后，那条可怜的黑鱼来”。前段文字还是陈英谛的自白：“莫愁，你知道了吗?我们的娇子……已被日本兵惨杀了”;下段文字却是：“我真恨不得马上朝对面那户人家楼上放一把火，将一切化为灰烬”。日军残酷屠戮陈英谛的儿子，中国邻居在自家池塘捕杀黑鱼，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小说对罪恶和仇恨进行生硬嫁接，从而转移了罪恶和仇恨的目标。
玩弄叙事技巧对中国进行精神虐杀和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情节还有很多。例如，反复说明中国人期待做日本人的奴隶，不断絮叨陈英谛与日军中尉桐野的主奴关系;把南京人的苦难和厄运归到汉奸头上，赤裸裸地宣扬汉奸心态;让陈英谛从死亡、屠杀中品味出诗意的美好，把暴力引向普遍的人类问题;沉迷于象征主义的文字游戏，故弄玄虚营造黑鱼、黄叶、黑色大鼎等意象，作为转移罪恶主体的烟幕，并大面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臆想和讥讽;赋予历史文物、山川河流以空洞的时间意义，剥离自然与民族命运的依存关系，剥离南京人与大地的历史关系，斩断民族共同体的自然、历史纽带，淡化侵华日军的丑恶罪恶。
《血染金陵》从一个模拟的中国叙事者——中国军官兼情报员陈英谛的口吻来叙述南京大屠杀，以赋予陈英谛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却让陈英谛进行民族精神的自贱自虐，并替日本人开脱罪恶。小说既丑化了陈英谛，又通过陈英谛的视角丑化了中国，而作者却躲在陈英谛身后，利用叙述者身份所具有的间离效应，把对中国精神的凌辱幻化成中华民族的内部体认，让这一切显得与日本作者的立场似乎无关。小说从解构中国的“家”共同体开始，直至解构“民族”共同体。要而言之，嘲弄、瓦解中国的核心价值，让中国自己承担大屠杀的罪恶。因此，《血染金陵》并不是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反省的小说，而是事后对中国、南京施行的又一次大屠杀——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
几十年过后，中国方面主动出版日本人撰写的《血染金陵》《东史郎日记》《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我觉得这是件颇令中国人尴尬的事。《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两部日记除了出版时写的“自序”表明正视历史、忏悔罪恶的态度外，日记正文缺乏博罗夫斯基所具有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这样的承担意识。读这些书，会对阿多诺的话深有同感：“奥斯威辛之后再写诗，那就是野蛮之举。”日本人的这些小说和日记，尽管有事后反省的姿态和为历史作证的价值，但文本中所包含的民族偏见和精神攻击，会越过创作与传播的时空间隔，对今天的中国构成二次伤害。这是中国人应该清醒和警觉的。
四、“南京强奸”：性别关系与民族权力的转喻叙事
日本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述，既包含真实呈现和历史反省的成分，也隐藏着值得警惕的思想倾向，但到底属于抗战和冷战时期的遗存观念。沉寂多年后，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最近十多年再次引起了中外作家，特别是欧美籍作家的创作兴趣。新一轮的创作不仅关系到如何想象民族历史，更反映了现实的民族国家观念;欧美籍作家立足于“第三方”立场的南京大屠杀叙事，还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想象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他者”视野，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重要维度。因此，近年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尤其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
抗战和冷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叙事以南京战役为重心，只在南京战役的主体故事中捎带叙述大屠杀事件。这类小说的政治意识鲜明，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处于故事的前景，民族英雄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而近年的小说则把南京战役作为背景处理，很快进入大屠杀的故事，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李贵《金陵歌女》、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女性，她们被困在日军蹂躏下的南京——“魔鬼的世界”、“污秽的屠场”，庇护于美国教堂和金陵女子学院，期待保全生命和免遭凌辱。——这是一场中外人士携手共同对抗日本兵兽行的特别战争。秉持救世观念的传教士以公开化的姿态与日军兽性行为对抗，妓女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扮演着最终拯救者的角色。这类小说的宗教气息、拯救色彩、苦难意味非常浓厚。泛西方文化元素的介入无疑淡化了南京浩劫的民族国家底色，女性被推置前景则把叙述的重心由国家政治转向了身体政治。然而，把南京大屠杀(南京强奸)作为叙述重心的恰是这类小说。
从“强奸”角度来叙述南京浩劫，接近了战争的隐喻意义，因为战争可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强暴。“如果处于强势的入侵或攻击位置的民族以‘男性’自居的话，那么，被侵犯的民族就必被视为弱势的‘女性’，‘她’就没法逃离忍受‘性’侵犯的重创”。南翔的中篇小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和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第五、六章)，都构设了中、日两个军人与一个中国姑娘的战时关系，中国军人战前在爱情竞争中已落下风，南京围城之际，中国姑娘与日本军人的旧日情恋被当作拯救南京或家庭的筹码，其结果却是中国姑娘被日本兵强奸致死，男人、民族的较量与女人的受辱构成了连带关系，从而使“强奸”的意义指涉从个人延伸到民族国家。
女性身体与民族政治的转喻关系，构成了近十余年南京暴行叙事的主流，“南京强奸”则是这种转喻关系的凝练表达。
“南京强奸”演绎了女性身体与民族抗战、国家尊严的依存关系。“身国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观念。在民族战争中，女性的身体与爱情是不容异族分享或侵犯的领地，女性身体被纳入民族共同体的尊严、凝聚力和纯洁性的保护机制中，并在此观念下进入相关文本的叙事结构，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的隐喻。叙述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女性身体的施虐、征用，最早的小说为1938年创作的《活着的士兵》和《干妈》，两篇小说中被凌辱的女性为普通中国女人，对日军兽性的表述比较隐晦。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为“南京强奸”事件献祭的主要不是普通中国妇女，而是妓女(歌女)，妓女身体成了被凌辱的中国的象征符码，并承担起呵护、修复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在《金陵歌女》、《金陵十三钗》、《朱雀》、《南京的恶魔》等小说中，附存于“南京强奸”故事中的民族国家话语，主要依靠妓女的应对姿态得以巩固。
为妓女(歌女)立传的书写模式，如追溯其源头，概始于红色中国的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为南京大屠杀中的歌女写下了这段文字：
美国和英国教会学校的女孩子被抓了出来，送进军中妓院，随后就音信全无了。有一天我从这个地区(指南京——笔者注)的一个传教士写的信里，读到一个不寻常的爱国举动。一群歌女来到教会学校与她们的善良的姊妹们一起避难。这位传教士问她们说，有没有人同意去服侍日本人，免得非职业性的女孩子们也受牵连，遭殃。这些歌女同大家一样都憎恨敌人，但是她们全都站了起来。毫无疑问，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而她们中间有些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
这些“舍身饲虎”的妓女(歌女)确应获得追认和勋章。不过，这只是一个单独事件，不足以代表南京大屠杀的整体情形。然而，中外作家却对此津津乐道，把南京浩劫朝着为妓女立传的方向演绎。上段话所包含的“牺牲——保护——爱国”的思想逻辑，也为“南京强奸”的故事确立了基调。《朱雀》第六章“基督保佑着城池”重点叙述了“南京强奸”事件。小说中的“基督”与其说是切尔神父，不如说是秦淮河的头牌妓女程云和。在日军肆虐的南京，程云和不仅毫无成见地哺乳、抚养“杂种”女婴，并在圣诞之夜救了一个受伤的中国士兵，把他带进教堂。程云和所遭受的性暴行与掩护伤兵有直接关系，由此，小说在性暴力与庇护祖国儿女之间建立了联络，秦淮河名妓化身为拯救中国生命的苦难母亲形象。“舍身饲虎”的妓女形象在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和李贵《金陵歌女》中得到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呈现。
在严歌苓和李贵构设的“南京强奸”故事中，女性身体被区分为“纯洁”与“卑污”两种，即教会女学生的身体和妓女(歌女)的身体。当“身国合一”的身体政治受到日军威胁时，小说提供的解决之道是以“卑污”的身体替代“纯洁”的身体。《金陵十三钗》有中篇和长篇两个版本，讲述了秦淮河妓女李代桃僵、以身饲虎的故事。中、长篇版在性别政治与民族权力的建构上大致类似。故事展开的空间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美国教堂，英格曼神父主持这里的一切，他想凭借教堂楼顶上的美国国旗和他的美国身份庇护唱诗班一群女学生，随后赵玉墨等十多名秦淮河妓女和几个受伤的中国军人亦进入教堂避难。南京沦陷的结果把首都与国家置于被伤害的屈辱地位，受伤军人进入美国教堂寻求庇护，则表明连战斗的中国男人都只能在异国权力下苟且求生。无论中国女孩、妓女还是伤兵，在南京都处于藏匿状态，藏匿于美国权力与教堂的暗室，他们生命和尊严的保存，取决于勇敢的美国神父与凶残的日军的较量。当美国神父无力阻止日军的兽行，唱诗班的纯真少女面临被日军蹂躏的时刻，站出来的是处于隐匿状态的十三名秦淮河的妓女。这些妓女曾破坏中国家庭，把中国男人变得多愁善感、柔弱化、女性化，并造成孟书娟的父亲远涉重洋，因而不能在战乱时刻承担起保护女儿的责任。赵玉墨等十三名妓女圣诞之夜挺身而出，假扮唱诗班的女学生以身饲虎，可以理解为在父亲、本国男人、民族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她们接替了原本不应该由她们扮演的角色，以减缓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屈辱感。这种选择与她们的妓女身份有关。“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被占领国的男人“被迫目睹‘他们的女人’被强暴时所产生的伤害痛，既是一种未能尽‘保家卫国’的男儿责任所引发的内疚感，也是一种男性以至民族自我的被侵犯感”。其中，强暴处女被认为最具伤害力，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对于苛求“身国合一”的中国更是如此。《金陵十三钗》的主体故事显然没有朝着如此屈辱的方向发展，它让十三个妓女来扭转屈辱的局面。把妓女——靠性交易谋生的不纯洁女人交给日本人，“强奸”的意味似乎冲淡了，对民族尊严的伤害也减轻了。秦淮河的十三个妓女不仅以替代的方式保护了唱诗班少女所承载的民族纯洁性不受伤害，而且还承担起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另一重任：身藏小利器，准备刺向凌辱她们的日本禽兽。至此，被看作下作卑污的妓女，在关键时刻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言人，使民族摆脱了隐匿状态和女性化处境，以战斗的男性化形象走向侵略者。从民族国家观念演绎的角度看，长篇版的开头结尾值得注意。中篇版以秦淮河的十三个妓女承担本不属于她们的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责任，自愿去日军魔窟而结束。长篇版开头的日本战犯审判场景，则把这责任重归了民族国家，赵玉墨却改了名和整了容，重归匿名的存在方式。与《金陵十三钗》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金陵歌女》中歌女个人、家庭的苦难与国家的苦难相互诠释，她们放弃触手可及的自由生活，决然代替唱诗班的女学生走向日军魔鬼，是因为日军的野蛮入侵摧毁了她们与家园、亲人的血肉情感;小说中的教堂虽然作为避难所而存在，但卡洛德院长牺牲唱诗班女学生的决定和十二个歌女的献祭，对基督的拯救构成了否定;幸存下来的黄约翰娜后来废掉了教名，改回了她母亲给她取的小名黄宝妹。显然，《金陵歌女》比美籍华人作家的相关小说更强调民族的自决和承担，强调民族的抗争和文化的自信。
与《金陵歌女》、《金陵十三钗》类似，英国作家莫·海德的长篇小说《南京的恶魔》也以战时创伤和民族尊严的修复为故事终点。不过，修复是在中、英合作的跨时空冒险中完成的，起主导作用的是陪酒女——英国姑娘格雷。格雷因为自己的性创伤经历，对日军暴虐南京女性身体的历史事件怀有强烈的求证愿望。格雷的创伤是个人的创伤，而中国教授史重明的创伤则是民族的创伤。南京陷落后，史重明在日军野兽般的虐杀中产生了民族覆灭的危机感，不过，他的儿子即将出生(实际上是女儿)，他有理由期待、确信：中国将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将勇猛地存在。然而，顺三冬树的恶魔举动带给史重明以毁灭性打击：虐杀了他的妻子，夺走了他的孩子，摧毁了中国得以保存、延续的唯一纽带。这比首都南京的毁灭带给史重明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在史重明的心中，它象征着想象中的民族国家的灭绝。这是他个人遭遇的民族国家之战，可是，他彻底失败了，且深感耻辱。这是因为，首先，妇女通常被看作民族形象、民族情感和精神的象征，是孕育民族之母，“祖国母亲”、“黄河母亲”等表述就是这种观念的隐喻形式。南京恶魔顺三冬树当着史重明的面，以令人发指的方式虐杀了他的妻子，在女性身体的“正式战场”上，证明了他“作为男性的无能”。这是对一个中国男人最极端的侮辱，也是对中国核心价值的否定。其次，顺三冬树夺走了史重明的孩子，摧毁了他关于中国未来命运，关于中国一切价值存续的幻想。而病弱、矮小的顺三冬树却在虐杀孕妇、抢夺婴儿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阳刚之气，日后还以婴儿作为药方来恢复身体，维持生命，尽管瘦小病弱，仍然被日本人看作“东京最强壮的人!”“整个东京的大哥大”，——其“强壮”自然是凌辱、吞噬中国人所获得的邪恶精神力量所致。顺三冬树带给史重明的个人和民族精神创伤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就决定了史重明后半辈子以“重返”创伤时刻的方式来抹除“精神失调”。史重明不顾一切寻找南京恶魔和女儿尸首，这是史重明五十年“唯一关注的事情”，是他“一辈子的工作”。其深层心理机制则是：修复被南京恶魔伤害的男性尊严和民族尊严，要回自己的孩子，从原渠道找回尊严。因此，史重明与顺三冬树之间的南京大屠杀故事，可以看作民族尊严、国家形象的践踏与修复的故事。协助史重明修复尊严的是格雷，一个英国大学生，而且她处于冲突的前台，史重明处于幕后。为了帮助史重明找到那个神秘的药方(女婴尸体)，找到南京恶魔，格雷利用了她在东京夜总会作陪酒女的身份，不惜赴汤蹈火，深入虎穴。如果抹平小说的历史叙事(1937年的南京)与现实叙事(1990年的东京)的时空差距，那么，《南京的恶魔》与“妓女舍身饲虎”故事模式其实有几分相似，包括格雷的行动所具有的维护(或修复)父亲/男人/民族国家尊严的功能，只是承担者的民族身份由中国转换为英国，西方拯救东方的殖民话语深藏其中。
五、联想比附叙事中的民族主义
中外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理解，以及中国民族国家形象塑造差异，在小说的联想比附策略中亦得到印证。
民族战争与杀戮容易唤起类似的历史记忆，人们也习惯于在类比联想中对当前事件做出评估。这是一种不足为奇的思维定势。不过，无论把特定的战事、灾难与何种历史事件相联系，都会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问题。中外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写，常作历史事件的联想。其联想是中国、日本和西方作家民族意识的显影方式。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南京血祭》关于战争的联想，指向国军的抗战心态。小说由抗战联想到内战，是为了表达战士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并强调抗战的神圣感。日军攻破南京城墙，副班长问哨兵章复光怕不怕死，敢不敢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
“干的，副班长!”他拍拍自己的胸，骄傲起来，说：“副班长!我早说过，我姓章的狗命是捡来的，一个钱也不值。过去自己人打自己人，我打得比三本铁公鸡还起劲，想想真没意思。今天拼一拼日本坦克车，才是爹娘养的好儿子，不是婊子养的熊样子。”
内战与抗战的对举，包含对内战的事后反思，但这种反思是为了衬托抗战的神圣。民族主义为抗日战士注入了无限的勇气和荣耀。排长袁唐接到紧急命令，去执行最艰巨、危险的作战任务时，“他，第一次作战就是向日本军队反攻，他很高兴;他没有参加过罪恶的内战，第一次就以革命的姿态站在民族自卫的立场上，向侵略的血手开火，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不但要向人骄傲，也值得向自己骄傲。”在民族国家的危亡时刻，民族内部的裂痕和纷争“在民族统一的名义下被化解，或者暂时获得缓解，至少被置于政党政治斗争之外”，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民族认同感。在民族战争中，民族认同感的坚硬度也会到达顶点，战士珍爱民族、保卫首都的决心得到强化，并从中体认到巨大的荣耀感。小说把内战与抗战对举，所表达的思想与“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抗战到底”的观念相吻合。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创作的小说在内战与抗战的对举中，提升了民族抗战的神圣意义;战后日本作家的创作则把日军的南京暴行与中国的内乱相提并论，以此狡辩、抵消日军的罪恶。堀田善卫《血染金陵》刚讲述完日军侵占苏州杨家的暴虐举动，立即转向十年前上海的“四·一二”事件，述及蒋介石对旧革命同盟者和青年学生的大肆杀戮。中尉桐野在承认南京日军给中国百姓带来不幸时，却话锋一转：“不过，在你们的历史上，不也曾在南京发生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屠杀事件吗?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别的什么……”小说以突转的叙事，把日军的暴虐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屠杀事件的又一次重演而已，企图抹除内部斗争与国族斗争的区别，淡化侵略性质。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的对举修辞在政治动机上恰好相反：中国作家以此强化民族认同感，而日本作家则以此提醒、宣扬中国的内部厮杀，拆解中国民族共同体，分化民族认同感。
美籍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的文本，在劫难的比附策略上与中日作家有别。南京大屠杀过去六七十年之后，这些作家戴着西方观念的眼镜远距离回望这场浩劫，已无意于强化或拆解中国的民族意识，而是从人类暴行的角度表示担忧。有时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与太平军在南京的屠城事件相提并论，如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借南京市民的说法，把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理解成“这是又闹一次太平天国啊”。更多时候则以西方人在南京曾遭遇的劫难来比附南京大屠杀，把中国的反殖民事件和日军的法西斯暴行相提并论，把西方人的惨痛经验与南京大屠杀进行比附。哈金《南京安魂曲》在述及安全区的难民营问题时，吴校长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南京的遭遇：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的士兵还殴打外国人，强暴妇女，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而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西方文本援用的比附，包含把日本与中国同样当作“东方”看待的观念，淘空了中国革命和日本侵华的本质差异;去意识形态之后，中日两国的“暴行”同样被解读成针对平民的杀戮，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把中国和日本含混为“东方”，追溯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历史的内在关系，走得最远的是《南京的恶魔》关于“吃人”的诠释。小说把“南京大屠杀”凝练成令人惊悚的场景和概念——“吃人肉”。然而，“吃人”文化传统的源头却指向中国。把中国文明解读成“吃人”文明的观点，在西方并不鲜见。鲁迅作品在西方的传播，造成了把中国看作“吃人”国度的固定偏见，英、美报纸的评论就曾牵强附会把姜戎的《狼图腾》与鲁迅小说的“吃人”主题联系在一起。
《南京的恶魔》采取双线结构，包含两个叙事序列，一为史重明1937年的南京日记，一为1990年英国姑娘格雷到东京向史重明求证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一份胶卷，帮助史重明寻找“南京恶魔”顺三冬树的神秘药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序列(史重明的日记)与发现历史真相的叙事序列(东京故事)交错进行，两者的节奏、情感、氛围同步推进。后一叙事序列对前者具有阐释功能，拥有话语阐释权的是英国姑娘格雷，由她来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层原因进行解说。格雷对南京大屠杀动因的解释就是：日军认为吃人肉可以治病。小说不仅在象征意义上把南京大屠杀解读成“吃人”，而且讨论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吃人”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来自中国，并传到日本。在小说中，南京大屠杀“吃人”主题的建构，是由一个中国“神话传说”开启的：妙善(即后来的观音菩萨)挖出自己的眼睛，砍下自己的双手做药引，用来治愈父王妙庄王的疾病。格雷认为这个残酷与孝道掺杂的神话传说，对于理解和破解南京恶魔的历史隐秘具有关键性作用，“妙善是一条美丽的线——她是我将要拆开的织锦上最美丽的一个针脚。”这里的织锦大而化之是指南京大屠杀事件，具体来说指顺三冬树虐杀史重明的妻子，抢夺婴儿作为治疗疾病的神奇药物。这样一来，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就指向了“东方”文明，以“文化”的名义把被虐杀的中国与施虐的日本同样看成野蛮民族，大屠杀事件也就转换成文化事件，最终归结到“无知”头上。小说把南京大屠杀与东方文明的吃人传统进行比附，转移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方向。莫·海德在“作者手记”中声称：她期望小说“开辟出一条正确理解这次大屠杀的途径”。然而，仅就小说对南京大屠杀追根溯源所采取的比附方式而言，它无疑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把受虐的中国的“吃人”文化作为日军暴行的注脚，在批判暴行的同时丑化了中国的民族形象，转移了审判罪恶的重点。
结 语
民族战争与历史创痛的回忆，需要进入政治民族主义的范畴，实现重建民族观念和国家形象的意图。然而，不同时期的中外作家介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方式和力度千差万别，大屠杀甚至成了民族国家观念角逐的战场。对南京大屠杀的审视和表述，重要的不是时间距离，而是民族意识、历史观念和文化态度。
中国作家阿垅、黄谷柳、张恨水、李贵、王火、邓贤、南翔、葛亮等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是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战斗和灾难来叙述，南京城中的中国人是叙述、情感和思想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和承担一切，尽管这些作家偶尔也借助美国教堂或教会学校来生发故事。其中，唐人、周而复、王火等关于大屠杀的书写，从阶级、政党的角度，谴责日军与中国政要同样应当为南京民众的劫难负责，同属“民族的罪人”。这些小说从民族内部的平等原则出发，要求高层领导、底层民众均等承担前线抗战的责任与南京陷落的苦难，把从南京逃离/撤退的权势阶层和国军军官当作民族罪人，对民族进行了内部区分。日本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构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大屠杀——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严歌苓、祁寿华和英国作家莫·海德的南京大屠杀书写，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日本人是恶魔，西方人是救世主，而中国人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把中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整合到西方的人性、生命、性别、拯救等普遍价值和宗教观念中，这与欧美社会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与想象有关。其实，很难要求海外华人作家真正从“中国人”的立场来叙述南京大屠杀。哈金就坦言，他的《南京安魂曲》是把南京大屠杀看作“美国经验的一部分”，小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隐含读者是英语读者。总之，南京大屠杀事件实际上成了中外作家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一面镜子。
尽管“告诉世界”是南京大屠杀叙述的基本动机，然而在中外作家近年的小说创作中，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竟然主要在“南京强奸”的意义上被叙述，而承担起维护/修复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的，竟是在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中身处卑贱的妓女(歌女)。首先，固然缘于“铁蹄下的歌女”与被虐杀、强暴的南京、中国具有换喻关系;其次，秦淮商女所定影的南京历史形象，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南京大屠杀”进入创作视野的方式;再次，在消费主义与女性主义混合观念的驱动下，悲惨的民族历史被用来满足读者和观众猎奇、窥视的色情幻想。近年来，作家和导演热衷于把西方传教士与秦淮河歌女当成南京大屠杀的代言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民族疮疤上反复上演上帝和妓女的悲喜剧，宣扬传教士和妓女的荣光。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南京安魂曲》、《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金陵十三钗》等小说，都是《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面世后催生的产物，这些小说不仅从西方人的日记中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而且承续了其文化视点和宗教情怀，是对“西方经验”的复写和弘扬。也就是说，以中国人为受难主体的南京大屠杀，在进入小说后，很多时候承载、舒张的却不是中国的价值理想和民族精神，而是基督教义、女性主义和西方正义形象。我们的苦难历史自觉不自觉被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遮蔽了。与此对照，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行径，往往被理解为质疑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事件。因此，无论从题材本身还是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伤口上铭刻现代西方优越形象的创作姿态，都不应成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主流。
文学到底该如何记忆、再现南京大屠杀?民族国家观念该如何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马尔库塞认为：“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南京大屠杀发生不久中日作家创作的《活着的士兵》和《南京血祭》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这两部小说敢于正视人类的这场灾难，并在个体生存与民族询唤的苦恼中升华出感人至深的力量。南翔、哈金、严歌苓、莫·海德关于南京劫难的叙述，其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也体现在人性光辉、生命折损与民族国家意识剧烈碰撞而生的歧异形态。在碰撞所构成的两难时刻，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都得到了有力的声张。从既有的创作来看，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思想艺术力量，就在于聚焦个人生命在民族询唤下，所生发的丰富的人性、伦理、道德和宗教内涵，这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因此，南京大屠杀叙事既不能脱离个体生命、人类命运的关怀，也不能漠视民族意识的舒张。
从民族和国家的立场谈论南京大屠杀，或许被看成不合时宜，持反对态度的人可能会以奥斯维辛大屠杀为例。其实，两个历史事件被书写的境遇大相径庭。德国在战后抱着反思历史、忏悔罪行的态度，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历史一直被深入细致地探究和反思，各国作家也从人性、种族、宗教、伦理、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了反复书写，并涌现出不少经典文本。最有代表性的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小说集《告别玛丽亚》和《石头世界》、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以及社会学家鲍曼的专著《现代性与大屠杀》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历史因此而广为人知。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记忆和想象南京大屠杀却遭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尤其是日本的掣肘，使得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直有被抹除的危险。目前，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仍处于“去蔽”阶段，南京大屠杀的民族与国家叙事经多年曲折才迎来宽松的创作语境，此时提倡“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还有些操之过急，尤其不是唯一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的灾难史，必经“民族国家叙事”阶段，经过这一阶段的成功写作后，再更大范围地进入“人类层面”的书写，方是真正对死难者和民族历史负责。
就其民族意识的表达而言，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应对以消费主义姿态把民族劫难隐私化、情色化的写作方式保持高度警惕。另外，阿垅的创作动机对我们也有启示作用。1938年，阿垅听说两个日本人创作的中日战争题材作品，是在打一枪写一笔的情形下完成的，这种态度为中国作家所不及。对此，他这样写道：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即使是从分量和写作态度来说，我也有反感。
这是耻辱!
……
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
并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
那作品，将伟大于火野苇平的《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的!
否则，是中国的耻辱!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阿垅创作了关于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的小说《南京》(即《南京血祭》)。他说：“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我们要在军事上胜利，也要在文艺上胜利!”时过境迁，阿垅的话依然铿锵有力，令人警醒。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作为“血的复写”的作品仍不多见，对传教士日记的“复写”却在不断涌现。
对今日中国而言，如不愿直面南京保卫战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几百万中国军人用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中国作家就难以获得耻辱与愤怒相激荡的民族精神的原动力，那么，为秦淮河妓女颁发勋章，为几个外国传教士唱唱赞歌，以及女性身体与民族权力的换喻模式，也许还会继续引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