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三重逻辑*

　　白 刚 吴留戈

　　摘 要：作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资本论》，它的逻辑不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意义上的研究逻辑和叙述逻辑，而是用来解决当前问题的“逻辑”。这种逻辑有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和人本逻辑三重内涵。生产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生存的“普照光”，是基础性逻辑;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运转的“平衡器”，是统治性逻辑。但《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最终的追求是从“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到“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转变，其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必须上升和服从于总体性的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本逻辑，方能真正完成和呈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工人阶级圣经”和共产主义“助产婆”的完全的和真实的伟大革命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人本逻辑

　　作者简介 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长春 130012;吴留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长春 130012

　　列宁曾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且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就不能完全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方面说明，《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和《哲学全书》;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论》是有着深刻和巨大的逻辑感的。但究竟《资本论》中有着怎样的“逻辑”?却莫衷一是。通常，我们都是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资本论》的逻辑。这种逻辑只是一种研究的逻辑和叙述的逻辑，尚未充分和完全体现《资本论》的逻辑特色。实际上，列宁在说完上面的话后，紧接着强调的是：应当充分地利用《资本论》的“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1我们往往重视了前一句却忽视了这后一句。在这里，列宁强调的用来解决当前问题的“逻辑”，决不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逻辑和叙述逻辑，而是作为资本主义“解剖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正是通过这一逻辑，马克思才破解了“生产之谜”、“资本之谜”和“历史之谜”。对于这一逻辑，仰海峰教授曾提出过“双重逻辑”之说。2但“双重逻辑”未能充分呈现《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完全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资本论》的“三重逻辑”。

　　一、生产逻辑：资本主义生存的“普照光”

　　在生前唯一由自己审校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是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深刻认识到“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生存的根本和基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高于费尔巴哈强调：作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的“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4因此只有抓住生产，从生产逻辑入手，才能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基础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源泉。

　　作为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本质和特性的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语)。为此马克思主张，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大卷的《资本论》，正是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铁的必然性”之谜的具体展现。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而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5也就是说，生产具有使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摆在《资本论》面前的对象，首先就是“物质生产”这一“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事实上正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本题。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通过紧紧抓住和把握生产(劳动)这一“塑形的活火”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为此，美国学者塔克强调“生产倾向性”而不是“分配倾向性”才是马克思学说的特性。6

　　在作为“资产阶级的圣经”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开门见山地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7这里的劳动已经不再是某种特殊的劳动，而是泛指一切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为此，马克思认同斯密宣布“劳动一般”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劳动出发，才能把握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作为“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的“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8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之所以像“普照的光”一样处主导和支配地位，是因为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9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把自身的价格再生产了出来，而且还带来了价值余额。马克思把这部分由工人创造的、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余额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与活劳动相交换的价值，作为资本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是劳动的产品。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处于客体形式上的，因而表现为价值的那个余额。”10所以，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就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了。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赖以发家致富的秘密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来源，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贸易或财产的不实之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生产过程本身，实现了对这一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揭示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对《资本论》的这一划时代贡献，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殊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1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这一大生产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在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又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2所以，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社会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使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变成资产者，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按照它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但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文明面”的同时，马克思也深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它并不是对工人劳动的补偿，而是资本家的帮凶，是对工人极端可怕的剥削和鞭笞。为此马克思主张：“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说到底就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至此，我们就会彻底明白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资本论》的研究和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是在对以生产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批判中，《资本论》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和对资本主义“生产之谜”的破解。所以恩格斯才强调：马克思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

　　二、资本逻辑：资本主义运转的“平衡器”

　　生产逻辑作为“普照的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逻辑，应该是按劳动价值论的等价交换规律运转的。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却出现了“二律背反”，即等价交换规律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究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对生产逻辑进行强制和统治的资本逻辑所致。资本逻辑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增殖逻辑，它以“幽灵般的现实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颠倒性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强调：“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5这里要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决不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等价交换规律——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完成了的，而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增殖规律——资本逻辑，这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发现和深刻创建。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性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抓住了资本逻辑，也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制约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成为了颠倒的存在。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中。本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是为了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和资本家的致富欲望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对象，而工人和资本家都是通过等价交换各取所需。所以，表面上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肉体”而且用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任何别的商品。但实际上，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经济学家，他们犯的共同错误都是仅仅看到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劳动产品存在的“肉体”——物质性外观，而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它们更本质的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灵魂”——物神性内容。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以变成商品的“桌子”为喻强调，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物”——桌子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商品之集大成和代言的“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6但这一社会关系，却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的“虚幻形式”。而正是这一虚幻形式，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劳动产品所获得的意义看成是物所固有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神秘化”，反过来让人对其顶礼膜拜——拜物教产生了。这实际上既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

　　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幽灵般的现实性”和“物神性”，赋予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特性，从而形成了拜物教——一种颠倒的观念。在拜物教中，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自动的物神”，它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并且把在生产中由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起决定作用并不断兴妖作怪的资本逻辑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7在这一颠倒的观念和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工人都成了单纯资本增殖的工具，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相反，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却通过占有工人的活劳动而不断攫取剩余价值，实现了发财致富。资本家的根本动机，决不是使用价值的消费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的攫取和增殖。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资本增殖而劳动。因此，“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这一机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8所以，当资本家把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同“活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时，他就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活的资本”——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去“劳动”。在此基础上，资本家反而获得了以“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广大工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对此之怪现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劳动力的买和卖“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而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就起了某些变化——资本家作为原来的货币占有者，雄心勃勃，笑容满面，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畏缩不前，战战兢兢，尾随于后;而工人只有一个前途——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让人家来鞣。19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资本逻辑这一颠倒的逻辑和力量，导致本来按劳动价值论的等价交换规律运转的生产领域，反而成了剥削和压迫的温床;而作为出卖自己劳动力创造社会财富的雇佣工人，反而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根本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不自由和不平等就是这样在市场的所谓自由和平等之外产生的。这其实正是生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实际上的从属。

　　对于资本逻辑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统治力量和最高支配原理，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揭示出，正是以资本为主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然：这种生产方式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为基础，是占支配地位的和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20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21这样，马克思就揭示和发现了资本主义隐藏着的基础和最隐蔽的秘密。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这双重逻辑，并不是平行的并列关系，而是统治和被统治、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但不是生产逻辑统治和支配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统治和支配生产逻辑。因此，只有抓住和理解了资本逻辑，才能破解资本生产、运转和增殖的秘密。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又以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强调：枪炮只不过像为资本服务的法警而已，资本才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22

　　三、人本逻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由于《资本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它的逻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它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结构相匹配。因此，《资本论》的逻辑不是所要研究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处理都要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而是经过科学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可以在一个“辩证结构”中得到充分表达，并在这一辩证的逻辑结构中得到执行与改造。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基础性的生产逻辑和统治性的资本逻辑，必须上升和服从于总体性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本逻辑，方能真正完成和呈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完全的和真实的伟大意义，也即在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和人本逻辑——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的基础上缩短和减轻“分娩”——“高度文明的人”诞生的痛苦。也唯此，《资本论》才成为了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一个艺术的整体”。

　　《资本论》并不是一部实证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而是解构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济学与现实的人联系起来，已经揭示出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背后，实际上都蕴含着深刻的人本逻辑。但这一人本逻辑，绝非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以抽象的人取代黑格尔同样抽象的精神的“人本主义”，而是追求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既是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也是人本身的生产。生产的最高和最全面的发展，是与人之本质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的。对此，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认为“生产”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强调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3;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为了无限攫取剩余价值，迫使工人不断去为剩余价值而生产，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4因此说，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人之“自由个性”才成为可能。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5所以马克思强调，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培养出作为具有自由个性的“高度文明的人”，正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由于引进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劳动力”，方使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实现了由关于“物”——商品、货币和资本之增殖到“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解放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基础性的生产逻辑的揭示和批判，是服从和服务于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的。

　　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面对的实际状况，却是“个人”现在受“抽象”——那些支配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统治，也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也就是说，在基础性的生产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人的自由解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前提，但由于生产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仍处于“全面异化”的生存状态。在一定意义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异化状态不但没有消解，反而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可恶、最卑鄙的资本专制，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使劳动失去内容而与工人相异化，使工人畸形发展而成为局部的人，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26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工人不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陷入了更深重、更全面的“异化”之中。所以说，人之异化及其扬弃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不变的核心主题。而这也是《资本论》拥有高于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这“双重逻辑”的第三重逻辑——人本逻辑的根本原因所在。《资本论》正是因为有了作为“阿基米德点”的人本逻辑，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都看得清楚明白，才批判和超越了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总的来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资本论》就是以人本逻辑对抗和统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三大卷《资本论》所揭示的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生产、流通和分割过程，实际上背后蕴藏着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自由解放过程。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形态”做了经典的表述：最初的形式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孤立的地点上和狭小的范围内发展着的“人的依赖关系”;第二大形式是形成全面的关系、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7在此，马克思通过对人与物关系的分析和考察，具体揭示出了人之自由个性的发展历程。因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最为关注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所以，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中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28这才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实现的经济学的伟大革命之所在——解放那些由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统治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为人之自由个性解放提供批判武器和开辟道路。由此可见，若没有人本逻辑作为前提和统摄，《资本论》所发动的对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就没有或只有很狭小的意义，因而也就更本无法彻底超越以往的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论》这里，从“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到“现实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和推进过程，也即从“物”到“人”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资本和生产，而是以“工人协作生产”对抗“资本逻辑专制”的过程。工人正是在协作中才摆脱了他个人的局限，发展了自己的自由个性能力。也就是说，对资本逻辑及其主导下的生产逻辑的“双重超越”，只能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通过工人之间联合起来进行协作生产，也即进行“生产重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只有当物质生产过程——即社会生活过程的形态，处于人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9也只有这样，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秘密才能被破解，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才能建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指出：自由王国事实上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它只是在外在目的规定和必要性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所以“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样，“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30而自由王国的开始，也就是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被人本逻辑所超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被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所取代，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真正实现。

　　因此，《资本论》决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人之自由个性的历史分析和辨证呈现。在此意义上，科西克强调《资本论》就是人之具体历史实践的“奥德赛之旅”。31它从作为政治经济学细胞的商品出发，经过一系列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类实践—精神的活动物化并固化于其中的现实形态——货币和资本，最终，不是在对它们本质上还是什么的认识中，而是在此认识为基础的革命实践——拜物教批判中，结束其旅行的。正是在这一“奥德赛之旅”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32所以，只有将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统摄于总体性的人本逻辑——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致起来，方能真正瓦解和超越资本逻辑，恢复和呈现生产逻辑之“历史本体论”意义。否则，《资本论》的生产逻辑确实就变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的幽灵”或“生产之镜”了，而资本逻辑也就变成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有灵性的怪物”和“自动的物神”了。实际上，《资本论》在批判和解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同时，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和充满了对现实的个人的关怀。在《资本论》中，人本逻辑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这种逻辑“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也给了它力量和方向”。33唯此，《资本论》才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助产婆”，也才最终完成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之谜”的解答。

　　注：

　　1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2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35914151618192426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5、218、493、10、877-878、683、205、683、743、97页。

　　4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520页。

　　6[美]罗伯特·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页。

　　8102527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42、112、107-108、5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121721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928、936、894、928-929页。

　　13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60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0页。

　　31[捷克]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33[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此文原发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