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现象学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

　　白 刚

　　摘 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解答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资本本质”从“物”到“关系”再到“权力”的“现象学显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在资本现象学的视野中，马克思的《资本论》破除了“抽象”对人的统治和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从而在反对“颠倒主体性”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两方面，完成了现象学的革命。

　　关键词：资本 资本现象学 历史唯物主义 主体性资本 实证主义

　　一、引 言

　　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解答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关乎本质的就是“资本”问题。而“资本”问题虽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问题，却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一生最著名和最具影响的著作《资本论》，就是以“资本”命名的，由此可见“资本”在马克思的研究中的地位。但资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地位、作用和命运又将怎样?在马克思之前，这些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虽有所论及，但并未得到深入、合理的说明。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围绕展开的一个中心词是“概念”，那么马克思哲学围绕展开的中心词就是“资本”。事实上，概念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王国里的统治者，它以本质主义的概念思维方式控制着人的心灵;而资本就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王国的统治者，它以资本逻辑的方式隐蔽地左右着人的身心。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必须抓住“概念”;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则必须抓住“资本”。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现代社会的考察，马克思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上，资本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研究和揭示资本的“秘密”，来断言资产阶级的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而对“历史之谜”解答的关键，又在于对“资本之谜”的揭示;而对“资本之谜”的揭示，就需要“面向资本本身”——回到资本的现实生活关系——对“资本”进行“现象学”的呈现，从而使“隐形者显形”(德里达语)，借此“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被德里达称为“现象学的‘花招’”和对“商品的现象学洞识”，并强调“现象学在马克思那里同样起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现象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论域和思路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都是把作为还原剩余的世界现象当作直接起点，而后去探询构造这个世界现象的“根据”。只不过先验现象学认为世界的根据是以“意向关系”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先验自我”，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世界的根据是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点的“资本”。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曾强调“原社会学”是“一门使社会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若按这一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一门使“资本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社会科学——“资本现象学”。而在此意义上，胡克也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现象学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现象学的意蕴。因此，为了揭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面目，就让我们进行一次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之旅。

　　二、资本本质的现象学显现：从“物”到“关系”到“权力”

　　无论是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方法”的意义上，还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本质”的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批判，都具有“现象学”的基本含义：通过剥离(还原)现象(假象)而逐步呈现事物的真实本质。而资本的本质就隐藏在它的变化多端的表象的后面。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视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直接进入到资本现象的内在本质结构中，并对之做出某种规律性的、但又不脱离直接经验的把握，从而实现了“资本”从现象到本质的“现象学显现”。

　　1、资本作为“物”

　　要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我们必须先简单了解一下“资本”一词的原初和潜在含义。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Capital)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它家畜。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质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来调动其它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此外，家畜还可以繁殖。所以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这样，“资本”这个词一开始就同时具有两层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一词的基本含义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在马克思之前，提出和关注资本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的资本理论。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是：资本是为了生产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产。斯密在分析资本时，把资本看作是用于继续生产的“预蓄财富”：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由此可以看出，斯密将一个人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目前消费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继续生产，以期从中取得收入或利润，而这后一部分，就是“资本”。这样，斯密实际上便把资本归结为用于继续生产的“生产资料”了。在这里，资本本质上体现的还只是一种“物”，好像与人的“劳动”无关，更缺乏应有的“社会关系”内涵。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中，这个作为资本的“物”，是能增殖的、能带来利润的、为资本家所拥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超历史的东西。针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马克思强调，“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他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实质上是资本的“物质化”。“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所以，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自然主义态度。对此马克思强调：“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

　　不过斯密在分析利润时，也还是部分地揭示出了资本的真实本质：资本是雇主用于购买劳动，从而占有劳动成果并获得利润的财富。“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斯密的这一见解，同他的劳动价值论、利润论相一致，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而获取价值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从而触及到了资本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问题。而这正是后来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出来的资本的秘密和本质。

　　2、资本作为“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物质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的更为真实的本质：资本决不仅是一种“物”，资本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劳动的观点，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强调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为此，马克思还用形象的比喻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进行了说明：“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指认是前后一贯的。而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才能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能变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死劳动”——“物”支配“活劳动”——“人”的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里，资本才真正存在。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真正揭示出了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化”。而这一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颠倒的“主客体关系”。资本的这一社会关系本质，已经体现出了“资本”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合谋”。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这里，资本已经从“物”变成了大写的“人”——“主体性资本”——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主体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本体论的主要根基。它的实质是人的主体地位异化的结果，它是虚假的和颠倒的主体性，根本上是对人的真实主体性的消解，是对工人和资本家各自主体性的双重消解。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实际上已不自觉地揭示出了这一点。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课题，就在于“通过对价值形态之显微镜性阐释(现象学透视——引者注)，来打破与经济学或货币经济的历史一样有历史的、古老的‘偏见’。而正是在所谓细微的东西里，才包含着货币形态的谜，细微的差异才是本质性的差异——或者说，恰恰在此处，才存在着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或黑格尔之间的‘差异’”。所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的这一社会关系本质的现象学揭示，正是马克思高于和超越之前和同时代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3、资本作为“权力”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通过支配和控制雇佣劳动，通过具体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获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力，是资本生存的根本目的，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理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行使权力的真正的起始点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才能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还专门对“货币”这一资本的最典型形式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货币的力量来揭示资本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万能之物”，具有“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的“神力”。人的力量的大小，完全是由货币来决定的。但“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因此，货币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而出现的。在这里，马克思集中揭示了货币作为资本所具有的颠倒、同化一切的巨大魔力，也即资本本质的“权力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权力又具体表现为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原则以一种强大的同一性逻辑，迫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行为，都被纳入到以增殖资本为目的的交换关系当中。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交换是为了增殖资本，甚至工人也“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对此马克思强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且资本这种权力“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在颠倒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却反过来成了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资本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资本摇身变成了现实中的上帝。对资本这种同一性力量对个人的统治作用，马尔库塞曾深刻指出：“在此过程中，目的与手段似乎易位了：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的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 而马克思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揭示出等价交换原则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剥削的本质，进而展示了“权力”是如何从生产者那里抢夺过来，又以货币或资本的形式作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力量对他们进行控制的，从而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现象学批判的道路，将这一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真正还给了人自己。

　　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以赛亚·伯林曾明确强调“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把历史看作为一种现象学”。梅洛-庞蒂则认为：“《资本论》是具体的精神现象学。”对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可俄国学者对自己《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的评判：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规律)。只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颠倒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秩序，反其道而行，从本质(抽象)到现象(具体)。当然，这不是指从哲学到科学，而是从直接的本质哲学转到另一种哲学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生存状况是通过资本主义的体验达到的，这种体验揭示了无产阶级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又是如何展现资本的理性和逻辑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把附加在资本身上的各种真实的假象一点点剥离开来的过程：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决定商品世界的抽象关系(例如商品、交换价格、金钱、工资)并从这些抽象关系回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的内容(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倾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资本“颠倒主体性”和“非历史性”实证主义态度的“现象学批判”。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

　　1、反对“主体性资本”：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

　　本来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马克思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反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事实就是“抽象成为统治”。但这个“抽象”到底又是什么?按马克思紧接着的解释，“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作为物质关系而存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也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看不见的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而这实际上构成了作为“非神圣形象”的“主体性资本”。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 资本作为上帝出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的“一”(本质)——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而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来取代现象学还原中先验主体——“资本”的主体性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之所以能成为统治与资本的主体本性有关。资本的主体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的强大的同一性逻辑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主体性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彻底“同一化”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桌子跳舞”的隐喻的真实意蕴：主体性资本的同一化魔力颠倒、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主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而抽象之所以能实现统治，马克思认为又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的“联姻”和“共谋”：这两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对此，国外学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资本的抽象力量比喻作“抽象的病毒”：“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而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痼疾。所以马尔库塞强调：“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而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

　　在马克思资本现象学的视野中，作为“抽象”统治人的“资本”，实质乃是一种启蒙的理性神话所造成的强大的“同一性逻辑”的“感性显现”，它与主体性哲学具有内在无法割舍的“姻亲”关系。资本是主体性哲学的动力和世俗根基，而主体性哲学则是资本的灵魂和理论框架。在这里，资本的主体性本质与主体性哲学的资本本质是内在统一的。主体性资本本质上就是“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时空中的展开。在主体性资本的控制下，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正是这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情况下，“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在这里，人及其劳动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因此，主体性资本导致了人的异化——“主体性的颠倒”——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对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的批判和揭示优于和高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揭示和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资本现象学的内在相通性：资本现象学奠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资本现象学而具体呈现和展开。

　　在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看来，“抽象成为统治”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凝练概括。在这里，物与物的关系赢得了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主宰地位，这种颠倒的表象作为历史规律把人约定在物的必然王国中，那个抽象的“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人性完全把人的逻辑淹没在主体性资本的总体发展之中了。对主体性资本造成的这种社会状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也有过明确的解释：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确些说：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做的那样。在这里，不是抽象本身的无情，而是抽象的立脚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的无情。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无限增殖而对雇佣劳动的支配，致使资本成了一种无形的抽象力量，取代和控制着人的一切，人毫无真实的自由可言。对此，黑格尔曾深刻指出：“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否定这种抽象关系对人的统治，特别是这种统治又采取了物的形式，仿佛表现为不是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但这实质上却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统治：“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运用现象学的揭示和批判，抽象(还原)出资本的全部现实生活关系，从而推翻奴役人的一切关系，颠覆主体性资本的“抽象统治”，最终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2、反对“实证主义”：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

　　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对资本持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认为资本的“物化本质”是自然的、非历史的普遍永恒存在。但马克思却敏锐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运用“历史性”和“现象学”的方法和视域，最终破除普遍永恒资本非历史性的实证主义“幻象”，揭示出资本的“自反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反对一切对“资本”的实证主义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而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它“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因此，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决不是表面上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产”，也即广大工人的劳动：“劳动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所以马克思强调“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的。对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解释道：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能够无限增殖，是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所致。若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就只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针对这一点，马克思还专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作了深刻地说明：“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针对资本这一“疯狂的自我增殖”本性，当代欧洲著名的思想家齐泽克称之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是非常精辟的。

　　但是，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而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一切的魔力，这种魔力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物，在兴妖作怪”。而人、人的劳动等等反而都成了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成了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在这里，资本逻辑代替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成为最高裁判者：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而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不安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此情势之下，一切稳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变得不确定了，一切可靠的价值准则都被动摇了，任何想找到一个坚实的价值立足点的希望，在资本裹挟一切的骚动力量面前，都被无情地击碎了。对此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所揭示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点的资本逻辑的“自反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按其本质而言具有一种力量：它能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它自己的反面。

　　但对资本的这种同一性逻辑的自反性力量，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甚至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而是仅将其看作是资本的天性和普遍永恒本质。马克思认为这种对资本的非历史的实证主义态度，必然使资本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马克思资本现象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开古典经济学家罩在“资本”身上的这一“神秘主义”面纱。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其伟大就伟大在他不但看清了这一点，而且还揭示出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本身”。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现象学透视和分析，逐渐认识到资本为了使自身无限增殖，就必须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明确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正因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未来它自己被废弃的条件。不仅如此，它还积极作用于它自己的终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外学者戈德利尔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

　　应该说，对资本非历史性的现象学呈现和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终生事业。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过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支柱——“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最终揭开了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主义最终将自取灭亡。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断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就是“在批判性”和“具体人道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的逻辑。而且只有这样的“现象学”才能使我们透过社会的“实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间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所谓静止不动的结构，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的“资本”绝不是非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现实的“历史性存在”。而马克思只有运用现象学方法，把物的实体或使用价值放在括号内，方能为我们呈现出资本“幽灵般的现实性”(马克思语)——揭示出“资本之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非历史的实证主义“幻象”的彻底历史反动。

　　四、结 语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以与古典经济学家或哲学家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资本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批判相结合的“资本现象学”。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充分体现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对此，美国女学者罗瑟琳·鲍嫪曾指出，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时运用的正是“现象学的方法”：从对现有的范畴和现实的怀疑入手，进而把它们还原于生活世界，探索它们的根据和历史前提，它的实质是反实证主义。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蕴含和体现了与现象学一致的“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旨趣和方法。也只有在这一“现象学”的意义上，我们才会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批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在反对主体性资本“颠倒主体性”的意义上，意大利“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伯奇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的实质就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颠倒主体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的能动的活动改造人的生活和历史，使人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在这两方面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在资本的时代就实现了“现象学的革命”。

　　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今天，人不是摆脱了而是更深地陷入资本的全面宰治之中，人在今天更加需要扬弃资本，获得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术”来瓦解资本的逻辑而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资本逻辑逐渐趋向其历史极限，越发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因此，事实是资本逻辑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一方面为20世纪的资本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本身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已经作为一种潜能或秘密，包含着在后来的发展中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了”。所以说，今天强调从“资本现象学”的视野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真实的批判和解放意蕴，则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文原发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