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中日战争的转折意义

　　上海 蔡贵利

　　一、中国出现“二律背反”的重大转折

　　首先，这场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危害性空前加剧。在此前，外来侵略以打开中国国门和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开辟更多通商口岸为直接目标;此后，列强则以资本输出、分割中国为主要目标。经济上，列强争相贷款给中国，又展开设厂、开矿、筑路的热潮，使中国经济命脉进一步被列强控制，也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政治上，越南、朝鲜相继“独立”，使国家边境之天然屏障被解除，门户洞开，中国的西南、东北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成功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达50年之久，更重要的是这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随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偌大的中国真正是出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亡国灭种的险境和危局，八国联军侵华则暴露了从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到直接、彻底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同时，这场战争还直接导致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和宰割的对象。

　　第二，甲午中日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维新变法和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也为实业救国思潮的兴盛准备了社会土壤。这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特别是资本输出和清政府允许民间设厂密切相关。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新增厂矿60多家，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准备了阶级和经济条件。

　　第三，“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场战争也促使更多的中国人踏上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新征程。

　　义和团运动起到了使变法派对清朝政府产生绝望的作用，并扩大了排满共和的革命派势力。中国的民族运动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契机，通过义和团运动进一步扩大成为燎原之火。

　　在维新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以激烈的语言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宣传“变”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是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追问题。康有为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变法图强。他曾向光绪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鼓动光绪实行新政。梁启超说：“法何以变?在天地之间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谭嗣同历数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罪恶，用具体史实论证：一切纲常名教、刑律制度都是“独夫民贼”用来统治压迫人民的。因此他发出了“冲决罗网”的呼声。

　　维新派还把办学堂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手段。他们创办了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新式学堂，还开办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又将各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是由不同的阶级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进行的，但它们共同掀起了19世纪末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巨澜。这股巨澜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广泛性和中华民族的无限生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大量引证中外历史教训来论证反清革命的必要，使革命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邹容在《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说：“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又作《警世钟》一书，指出自《南京条约》以后，“一切权利都被洋人夺去，亡国灭种的祸根早已埋伏在这个条约里了。”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强调：“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有力地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孙中山则断言：“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清朝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并说列强支持清王朝也“注定要失败的”。

　　除了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清王朝也走上了自救之路。1901年，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在政治上裁汰闲衙冗官，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奖励工商、发展实业，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成分、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种种弊端，但也有客观的进步作用，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之后，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太阳旗”打败了“北极熊”，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国内立宪呼声迅速高涨起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转而实施宪政。就这样，“新政”夭折了，“预备立宪”骗局又很快暴露无遗，至此，清王朝走到了穷途末路……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则宣告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

　　第四，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多热血青年开始纷纷留学日本，试图从日本身上找到中国的治世良方。

　　据《现代教育行政》一书统计：“留日学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万余人……”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革命家和军人的很多：“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从明治40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在大批留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最早学习数学的冯祖荀、陈建功(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苏步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化学范旭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夏衍、欧阳予倩、丰子恺、穆木天、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等。

　　清末和民国时期军国民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义务教育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为媒介传播到中国来的。

　　二、日本的自负心理、扩张意识迅速膨胀

　　对日本而言，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战争，它的胜利把整个日本国民的感情都动员到战争上去了。其“总的倾向是个个兴高采烈，人心欢腾，流于骄横与傲慢。国民到处陶醉于高唱凯歌之中，欲望与日俱增。……惟有进军之声入耳”，国民全都沉醉于百战百胜的浮夸之中。国木田独步(日本明治时期的诗人、小说家)在小说《酒中日记》里把当时的社会状况描写为：“……日清战争，连战连捷，军人万岁。……如果没有了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啦。……凡是家里有女儿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是1869年日本明治新政权对旧公卿、旧诸侯所授与的称号，是日本贵族院的主要成员。至1947年，华族制度才被废除)、富豪、官吏或是商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热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军部的威望空前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同军队一起站在前列的、使日清战争打起来的天皇，也闪耀着胜利的容光，天皇制一举扩大了社会基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共23150万两，还从中国掠夺了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大量战利品。面对巨额的“意外之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就曾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9页)

　　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要“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针对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增加到12个师团。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海军扩充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85—186页)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在新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的基础上，日方又胁迫清政府增辟了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这样，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由此，“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第293页)以此为基础，日本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896年，工厂数增到7640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3037家，共有64429马力，翻了一番多。(日本大藏省《金融事业参考书》，转见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经济史大系》第6卷，第123页)到1898年，其经济力量也增到1752家，资本38000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不仅使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且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第58、59页)睦仁的授意即是最好的注脚。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又以扩军备战为动力，从而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但最终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从国际视野看，甲午中日战争使日本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还使之获得了与欧美列强处于平等地位的荣耀，“使大日本帝国受到了尊重”。

　　三、远东国际政局出现分化和重组势头

　　甲午中日战争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使列强对中国的分割变成了现实。以此为中心，在东亚形成了帝国主义体制。

　　清王朝因战败而暴露了它的虚弱性，并且为了借助列强的势力来阻止日本的要求，反而把过去只限于染指清王朝边境的列强进一步引向了本土。远东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最重要的焦点。各国陆续向那里派遣了舰队。

　　由于战争的胜利，日本在中国的心脏部位插进了分割的匕首，占领了“东洋的直布罗陀”旅顺，并企图把盛京省和直隶省北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对付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日本曾企图组织英、美和意大利三国共同进行对抗。这是日本为达到分割中国的目的，而把自己投入到帝国主义集团中去的一种行动。然而，英国对日本作为“远东的宪兵”抱有怀疑，它在当时没有给予援助，所以日本只好屈从于三国干涉，还不得不从朝鲜退却。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优势地位的挑战。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